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光绪二十三年（1898）十二月初四，孙氏读《天演论》，突然悟到“世儒多以欲属人，而理属天，彼独以欲属天，而理属人”，觉得这是中西一大分别，中国崇尚“天理”，却不知道“天理”其实是“人”想出来的，倒是“人欲”却是“天”生的。但是，这个道理百年前的戴震不就说过了么？

倒是他对常识的怀疑，使他注意到经典之外的资源。那个时候的人，受到时代巨变的刺激，便常常走出经典，不再局限于读科举所需之书，中国、欧洲和印度的各种知识在头脑中搅成一团，无形中形成互相比较和诠释。比如他觉得，“天演说”始于额拉吉来达，嗣于德谟吉拉图，中变于斯多噶，便说额拉“为欧人智学之祖，大旨以变言物，故谓万物有已过、未来而无现在，与中土《易》理合。《易》言既济，即额拉之已过、未来也”，而德谟“生于春秋定、哀间，以富人子游学……在古人中最先创莫破微尘之说者，近代化学宗之”，特别是斯多噶，他想到了印度，“始创为造物主宰，以为无不知，无不能，盖近婆罗门八明之论，而额拉氏所未言者也”（156页）。

他好读佛教尤其是相宗之书，如《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论》、《相宗八要》、《八识规矩》等等，而且还好从佛教联想到《天演论》等西书，从西学联想到佛学。这一风气可能影响了不少人，比如初七这一天，他和章太炎一道聊天，就说到西方人说蚊生水中，应当就是“水中微生物所变，故谓化生”，而不是所谓卵生或湿生。他引了《楞严经》所谓“湿以合感，化以离应”，说“离者即以此化彼之谓也，合者当为两种质相配而成”。他觉得，西学与佛学都注意到了观察生物变化，所以，他反过来批评宋儒“讲空理多，有空而无理，然亦能妙绪环起者，不过善绘其空之状态而已，反近于词章”（157页）。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十三日，他又在日记里面说，男女媾精“精中有微生物曰精虫，此近日全体学大明，为人所恒言”，就想到佛书中早就有类似的内容，“《大论》云：身内欲虫，人和合时，男虫白精如泪而出，女茶赤精如吐而出”，觉得佛教不仅和西学相通，甚至比西洋人更先知先觉（503页）。

新知识进入异域，常常首先是好奇的道听途说，然后是在自家仓库里找东西解释，郢书燕说导致对传统知识的瓦解，接着则是原教旨式的追根究底，最后仍然回到所谓“创造性或歪曲性的再理解”，这是否是一种规律？

（1995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