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Philip A. Kuhn）《盗魂者：1768年的中国妖术恐怖》（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讲的是清代江南发生的剪发盗魂案。也许，他先看过江绍原在1928年写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我在读孔飞力的书时，总是想到这部书。同样讲剪发习俗，我看到的还有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这本书用的是敦煌资料，专门列了《头发巫术》和《指甲巫术》两章，内容比江绍原的还要丰富。

可是，孔飞力用力处与他们不同，虽然他也很仔细地讨论了剪发风俗。比如，在第一章中他提到“地方上妖术迷信风行”，并举例说“盗魂”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相信从身体上分离出来的某种存在物如男子的辫发，加上“插入土地的写着死者姓名的木牌”可以咒人、“用迷药迷之，并剪其头发，最终可以使其人死去”。但是他注意的是，有地位的官僚如何看这种现象呢？“有三种可能，一是盗魂巫术只不过是谎言，并不相信此事的真实性，二是虽然有这种犯罪剪人辫发，将受害者姓名置于桥头的坏人，但这种行为只是单纯的迷信，三是相信其不仅是妖术，有事实上的效力，而且可以获得这种能力。”

从这里，他开始进入政治与社会的分析，读孔飞力的这部书，觉得他似乎并不只是关心“剪发盗魂”这种妖术本身，他在书中反复追问的是，对于1768年由于“盗魂”而引发的社会动乱应该如何理解，“这一事件波及范围有一两个省，其引起的震撼从农村到朝廷，这些征象出现在号称繁荣的时代，究竟是对未来的警示，还是只是提醒人们注意近代的妖术”？显然，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妖术引起的政治性反应上，他通过这样一桩奇特的案件所引起的政治恐慌，皮里阳秋地描述着地方官员对中央的阳奉阴违，以及皇帝借用这一事件对地方官吏的整肃和箝制。比如，在第九章中他分析涉及这一危机中的大量文件，他说他看见的是“两重映像”，在这些文件的正面，“清晰地映射出来的镜像之一，是社会上每天在清查妖术”，但是在镜子背后，却更多地显现出“文件的撰写者与阅读者之间的关系”，在正面看到的是作为制度、机构的中国，但是在背面看到的是作为文化、系统的中国。在正面这个中国，是一个由征收赋税、维护秩序、执行征伐等等设立的政府，而在背面的这个中国，才是一个“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秩序中，由有声望、有权力，拥有稳定职位和晋升渠道的人们的关系构成的官僚主义的独裁制度”。而整个的“剪发盗魂案”就被他放置在这样一种阅读背景中，成了透视晚期中国帝制社会的一个文本，所以他说“关于某个事件的各种文书，不仅与征税报告、叛乱紧急通报等等一样，叙述和记载着客观事实，同时它还反映着撰写者的政治性需要，阅读者必须这样阅读才可以理解”。

因此，1786年的“剪发盗魂”事件，便被孔飞力放置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线索中，透过这一案件，他看到的不是一个民俗的现象，甚至不是一个民众思想史的现象，而是中国政治结构何以面对近代的历史问题，在这一案件的审理中映射出来的种种中国社会症结，似乎表明了中国历史的迂曲和艰难。

（1998年2月19日、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