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过程，有不少史料散在当事人的回忆文字里，不难找到。其中对有些事的说法不大一样，尤其是对救国会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加入民盟，当事人所在的政团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角度不同，自然有不同的叙述，包括用词的情感和语气。不妨把多方史料汇在一起，多看，多品。

《梁漱溟年谱》一书的相关记录如下—

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但当时却不是把整个同志会转变而成，如沈老（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的同人原在同志会，而当时却留在外边，因为救国会当时有“中共外围”之称，而民主政团同盟却不愿被人看作是出于中共所策动。

这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筹备工作亦大体停当。大家经过多次聚会反复协商了纲领、章则，三月十九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会上推选执委十三人，其中常委五人，有黄炎培、左舜生、章乃器、张君劢和梁漱溟，互推黄炎培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担任总书记，梁漱溟担任秘书长，并确定梁漱溟去香港办《光明报》。会上还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纲领》、《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数月后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又推选张澜为主席。

这段话见《梁漱溟年谱》第147—148页。

梁漱溟还回忆说：“国民党蒋介石对民盟的成立，则先是追查继则破坏。方民盟正在会商进行时，同人甚密其事，而竟为当局所发觉。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餐席上当众责问张岳军（群），张立时以电话询问君劢（张君劢），君劢否认之。次日又访君劢于家，君劢适外出，张语君劢介弟公权，谓：‘已探得宣言全文，又知有纲领十二条，而未得其文，’且指出：‘迭次聚议之地在特园某号。’黄公（炎培）与余等共商应付之策，以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活动即信约等为词对答之。民盟工作则继续进行。”

《梁漱溟问答录》一书还有如下记载—

1941年2月10日即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聚谈，各党派深感有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不久我和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等人相约聚会，正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演变、扩大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连续召开筹备会议，起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宣言和章程，酝酿领导人。

1960年代初，罗隆基曾写过一些回忆文字，谈民盟成立和1940年代中期的政协会议。这些文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为《“和平”的确死了》一书。该书第一章第一节题为“民盟是谁？它向那里去？”其中说到民盟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