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成立社论中，有句话说“本身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

很容易由此联想起一句古语—“君子群而不党”。

“许多党派的联合”，意在促成国家的民主和团结。

本是政坛大事、好事，其成立消息见报时，却得不到一个应有的正当位置—不在要闻版，也不在其他正文版，仅安排在“广告栏”刊布。

此事饶有趣味，需要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上才好理解。

避开送检难题

自从1941年3月19日民盟正式成立，到梁漱溟赴港办报之前，消息始终没有公开。创办《光明报》，正是当初张君劢的主张—“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但即便香港言论机关也须遵守送检制度，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如果在见报前送检，定难通过。同人讨论这个难题时，萨空了出主意说，放在广告栏刊出，因为该栏内容无须送检，这样就可以避免宣言和纲领送检被扣的问题。后来即如此办理，并在开印前通知印刷厂增加印数，出售时又减收报费，以尽量扩大当期发行量。市民读者和海内外各界人士见到民盟成立的消息时，香港当局也看到了，忙遣警务人员到报社查问。梁漱溟和同人出示广告账目本和完整手续记录，没有任何违法违规把柄。此事平安过去。

回绝登门说客

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发表后，大陆政府方面的压力就到了。旅港参政员王云五、成舍我秉承国民党当局意见，邀梁漱溟同回重庆参加参政会，以促其离开香港，被梁拒绝。接着，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写信给梁漱溟，告机票已准备妥当，蒋公并无恶意，不妨返渝。梁漱溟敬谢未应。最后，杜月笙出马了。他在告罗士打酒店设下雅座，请梁漱溟“吃茶”，先恭维《光明报》的文章好，大家如何注意和赞同，后敦劝梁漱溟返回重庆，“有什么主张，尽可以和蒋先生面谈，当面交换意见不是更好？”并表示愿陪同梁漱溟同去同回。梁漱溟答：“不必了，除了报上已发表的，我没有另外的主张。更何况民盟总部在重庆，张君劢、左舜生等人都在，如果需要面谈，他们可以代表民盟。”杜月笙未能说动梁漱溟，后来再次请他“吃茶”，再次碰了钉子。

排解内部分歧

梁漱溟说，《光明报》初创期间，“更令人头痛的还是来自内部的分歧与干扰”。首先是政治纲领的内容，几经周折，信函往返，久久定不下来。其次是发表方式，黄炎培提出要为他参加民盟保密，所以不能签名。梁漱溟认为，“民盟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发表，都应由民盟的负责人共同具名，毫不隐瞒这些政治主张是我们的。只有如此，才足以表明我们郑重负责的态度，并取信于国外”。有人提议，由参加民盟的各党派具名，职教社反对此议。梁漱溟提议用“民盟驻港代表梁漱溟”的名义，或先解除其报社社长职务再发表，均未得同意。最后，万般无奈中，只得服从不具名发表的意见。而不具名的最大不利，是难以取信于国际社会，以获得同情和支持。为作补救，委托陈友仁（曾任孙中山秘书、国民政府外长）和陈翰笙向外国记者作出说明，并把两个文件译成英文，转发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