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书，于开章时阐明大学之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疏散之际，耳目所接收之刺激，思虑所涉猎之对象，或为属于天人之际之自然现象，或为属于兴亡之际之民族命运，或为属于生死之际之个人际遇，要能一跃而越出日常课业之窠臼，一洗平日知、情、志三方面活动之晦涩、板滞、琐碎、藐小而使之复归于清空广大与活泼之境！（《潘光旦文集》第九卷第528—534页）

1940年前后，费孝通任教于云南大学，一边在社会学系授课，一边主持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实地调查工作站的研究项目，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问题。他曾带着学生张之毅到易门县作禄村调查。

张之毅所著《易村手工业》完成后，1941年9月，费孝通为该书写序，回忆了他俩的艰辛经历后说—

从乡村工业到都市工业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普遍现象。可是在中国却另外还有一种新的意义。因为中国本国的都市工业，在西洋先进工业的压力下无法发展。我们关税不能自主，领海及内河航运已送给外国……历年洋货进口量的增加……简单数字的背后，却包含着无数可悲可痛的故事。……土地问题日趋严重，最后竟引成了一个政治性的争斗。我虽不敢说，在抗战前乡村经济的崩溃全是由于手工业的衰落，但是乡村工业的破坏，农民部分的失业，自然是乡村不安和政治扰乱的一个原因。国外工业利用其政治上的特权，尽量作经济上的侵略……转变成国内政治的不安。（《费孝通文集》第三卷第12—13页）

1941年2月，闻一多在《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发表《贾岛》一文。文中说到，唐元和、长庆年间，在白居易社会改良旗帜下，元稹、张籍、王建等用乐府诗反映社会现实，一些年轻人却在为出路和癖好创作五言诗。

闻一多说—

老年人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而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不像前两种人，或已“成名”，或已通籍，在权位上有说话做事的机会和责任，这般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职业上可说尚在“未成年”时期，种种对国家社会的崇高责任是落不到他们肩上的。……有抱负也好，没有也好，一个读书人生在那时代，总得做诗。做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闻一多年谱长编》第605页）

贺麟曾任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代主任。他精研黑格尔哲学，其授课内容兼有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基本框架与学说。他非常重视启发学生自己读书研究、多思考，规定学生按时提交心得报告。1941年，他发表《论人的使命》一文说—

个人的使命，就是个人的终身事业或终身工作。这种终身工作，一方面是自己自由考察、自己选择、自己担负起来的工作。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时代所赋予的，师友或知己所提醒的使命。……这种完成个人使命的终身工作，是有决定性的……它是有公共性的，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公众的事业，是国家时代所赋予的；……不是见异思迁，一曝十寒，随便可以变更放弃的……有了这种终身工作，人才可以忠于其使命，不会中途变节……不为自己打算，继续努力，老而不衰，并且即使自己死后，这种工作，必然有人继续努力，发扬光大。……一个人要认真生活，认真做人，就需要有自觉的正大的使命，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与价值。（《文化与人生》第85—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