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以后，我们家里有些革新的思想渐渐具体化了。我七岁时我父亲就到湖南去办一个时务学校，这个学校虽然办得不久，可是办的人和出的人才，都在中国革命史上占重要的地位的。校长（那时叫督办）是熊希龄，后来做民国的国务总理、财政总长；总务长是我父亲，并兼测量教员；中文教师是梁启超，中国大著作家，以后是交通部长，又是进步党的主脑；英文教授是李一琴，以后汉阳铁厂总办，所以我父亲以后做大冶矿务局协办就是从他那儿去的。学生中，唐才常及十四个在武昌起义前革命殉难的在内。还有范源濂，后来做教育总长；蔡锷是云南起义反袁主要人物；蒋百里，后来做陆军大学校长，等等。出了这样多的人才，并且都是民国以来好的官员，可惜都是早死了。这个学校因革命嫌疑只开了两年多就被封了，校长下了狱，其余解散了，我父亲就回家赋闲。

可是不久又出了更大的事情。在西历一八九八年，我那时九岁，有一天夏天晚上，祖父和叔叔慌慌张张到后进来，叫我母亲他们给小孩都带出去，从后门到隔两家的米店内去躲躲，说要有兵来围家里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后才听他们说因为北京光绪皇帝维新未成，太后出来摄政，把皇帝软禁在团城，给提议维新的人捕杀了好些。被害的所谓“六君子”中谭嗣同是跟我祖父学佛的，受职时还有报单贴在我家大门口写的“受业门生”。大伯也在北京那儿，是被捕了是被杀了也不知道。现在南京派兵来搜我家里有没有犯嫌疑的宣传品。幸祖父久有学佛之名，而地方官多半是有交情的。其时卫戍总司令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先来通了消息，以后再来搜，所以什么都没有搜到就完事了。以后家中人心惶惶的好久，一直等到后来才知道，谭嗣同在第一天晚上就知道有变，叫大伯到天津办一样事，并对大伯说：“若是有什么事，你不要顾一切，回南京侍奉老师去，我们是身受皇恩不得不报，你不必贴在里面，对老师说西方再见了。”大伯初不肯走，他再三说你死无名，万一不变你再回来。所以大伯到天津只一天，谭就被杀了。大伯又偷回北京，叫谭的下人设法收了尸才南下。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

可是在南京家里等消息一天一天的越等越心焦，也不知道消息到了是好是坏。又不能写信打电报问，就只好等。我呢，我那坏脾气专制的大伯变成了再好没有的慈父了。我就只盼望有个机会告诉他我一向对他多么不乖！

半个月过去了。

…………

等到一家子哭哭啼啼的重见了面，等到声音稍为静一点下来，听得清谁说什么了，祖父就对大伯说：“我有件事情交给你做。我在延龄巷那块买了二十一亩地，预备造新房子住，你要不要给我们监工？”因为祖父知道大伯在家里是闲不住的，所以就打算拿他造炮台的本事应用在造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