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到上海高昌庙兵工厂里去找大表哥，问他报名的事（因为以前托过他就近报名的）。大表哥告诉我们中西指定要舒新城保才收，因为他们收没有进教的学生，须要他们知道在教而有名的人保才能收。舒是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那时也是兵工厂的英文翻译，而又是美以美会的教徒，所以要他保。又须指定大表哥是住沪的家属，每月可以接出来一次—其实大表哥嫂接我出来都是做些犯规的事，吃馆子咧，听猫儿戏，听唱说书之类。

我到了校一个月，我觉得中西好些规矩守旧得不得了，也专制得很，有些学生的习气也腐化，而装饰穿戴都讲究得不得了。多数学生是买办开洋行等等人家的，或是老教会会友的女儿居多，外国人的女孩子当然不进我们的学校，因为她们都进外国人给自己小孩特设的学校，好让她们长大了不懂中文，连为中国人开的中西女塾里也是英文比中文注重。我在旅宁的时候中文差，别的科目强，可是入了中西我的中文插在最高一班，都念《左传》了。我算学是第二班，而英文插在第五班了，有时先生还叫同学们帮我补一点英文。

我虽然不太喜欢这学堂，可是和许多同学做了些好朋友。我最记得的有陈昭兴，她一下班就抓我一道读英文，她的中文不好，我就教她中文，两个人非常好。还有么，还有潘—玉—美，司—史凤美（我想得这么慢，因为我现在写的时候把她们名字口里念成国音，可是那时候我虽然不大说上海话，那些同学名字全是上海音叫的）。一道做朋友最好的还有唐玉美、唐玉瑞姊妹两个，还有丁美英。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陈昭兴和唐玉瑞。陈帮过我英文不少，可惜在我离开中西后不久就死了。唐的为人以后虽做过很高的地位的太太（蒋廷黻

的太太），但是一直温和性情，一点不骄傲，三十年未改。丁美英后来是名医，可是我们同学时，常起冲突。她爱管人，我不爱人管，所以总是打架。多年后我到天津看她的医院，提起旧事来还笑得不得了呢，

第二年暑假回南京，我切身的问题又来了，因为自从十六岁正式下定起，我父亲对表弟又出过条件，表弟也答应独立以后再结婚，这么一来我父亲对我退婚的口气又渐渐紧了。我自己也总觉得第一步革命已成，再硬做下去，觉得负了表弟的好意，并且让父亲食言也不好。可是同时这是我自己切身的问题，怎么，就这样算了吗？所以我心里常常嘀咕，凡是别人一提到婚姻问题，我总老想到我自己头上。

那年的夏天郎二姐（姨姨的内侄女）头上长了个疖子。他们用热湿布咧东西子给她捂，捂到出头了把脓出干净了就好了。一天早上我坐在祖父格子门口，谈到生疖子，又谈到婚姻制度。我就少不了又用在自己的例子上去。那时离我生日五个月，到中国岁数已过二十岁了。我问祖父说：“我的疖子几时可以出头了煞？”

祖父不响。他拿一双四千年文化的眼光来照在我这二十世纪的问题上。过了一会儿说：“传弟，你要是真是觉得那么样啊，那我们得想法子。不过你主意是决定了吗？瑞景这孩子很不坏，你知道，你不会后悔吗？”

我就很简单地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