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个月，表弟妇的婶母过六十大生日，他全家都来了，因为徐家客人太多，我就叫表弟全家住在我们医院空病房里住了两天，贯中也用这个造我和退婚的未婚夫还来往呢。也难怪贯中，我们两个人中间闹过好几次这种事了。不过反过来说，结果别人总更觉得她不懂事，更易造出使人家改变主意的机会了。

一天半夜里，贯中忽然打发看护叫我给她止血药吃，以此吓我，我知是胡闹，配了一点不相干的药给她吃。不到一个钟头，她又说我下了毒药了，我无法，只得给我们学医的朋友都请来了。严智钟、金宝善两人先到（其时严做中央防疫处长，金是卫生署长），他们知道贯中的异常，在那取闹，想想还是真的给她送到汤山疗养院去吧。她去了两天，又打电话叫我和元任两个人去汤山，她不答应和解，给我两条路挑，第一条就和赵断绝往来，第二若不照行，她立刻停止医院，人家问起来就说医院是我闹关的。我的为人自懂事以来，就没有受过人家这种挟制过。我说：“你不向我提条件，我还可以想想。你用手段来逼我，我取第二条，你看如何对我？并且其时医院债务未清，我不说大部收入都是我赚来的，现在就平分债务好了，我可以另立医院。”以后朋友们都来调解，算由我的同学朱徵大夫（字君果）接办下去，我

觉得，虽然得着这样一个人爱我，也是我一生幸福，可是我的事业正在一天一天往上兴旺起来的时候，忽然中止了，嫁人，我也真觉得难受和两难。有一天晚上我对赵说你不要再来吧，可是我和赵都不能不承认彼此有爱了。（结果，元任，还是你胜了！）那时北京城内闹得烟雾满天，幸朋友们都谨慎，不然全是给小报上造材料要满篇幅的登出来了，说我用手段的。可以对天说，只有我和元任两个人自己明白好了，还有些老朋友们明白我向来为人。

那时外头事情大概如此，但是要紧的话还是在另一场合说的。有一天晚上赵元任打电话来问我，明天早起能不能看我。我说：“当然，我明天早上在家。”他说：“不，我要见你一个人，能不能在中央公园西山坡上会面，七点太早不太早？”我说：“我早起总是六点起来，除非五点钟已经有电话给我叫起来出诊，则不能去，否则总可以。”我到了西山坡，他已经在山顶上了。我就说：“你那么高啊？”他走下山坡来对我说：“杨大夫，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不过不能老让她那么误会着。也许像我说的，我应该离开离开你们。可是—为什么为了她的缘故就非得离—”他说了半句，停了不说了。

我早就觉到我给人做媒的大计划做得不顺利，我现在知道计划完全失败了。看这光景，恐怕我十七年的友谊和刚成功的一年的事业都要完了。

我和赵元任两个人在中央公园里走来走去，走到那个“公理战胜”的牌楼底下停下来，我说：“对了，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子你最好。”说了我就转身慢慢地走开。走了不到十步，听见他轻轻地叫：“韵卿！”（这是他头一回叫我名字。）

我回过头来，他还站在那牌楼下，又叫一声：“韵卿！那就那么样算了吗？—我是说咱们的话？”

我若是像平日那么快，就会回他，“咱们”？怎么叫“咱们”？但是那天不是平日的情绪，我觉得到了这样程度并不觉得奇怪似的，怪的是觉得样样都来得那么自然似的。元任又慢慢地对着我走过来，说：“韵卿！我不能。”

我们在公园里走着，又回到西山坡，过来今雨轩，穿过森林，走格言亭底下，经过社稷坛，到了公园门口，一直到游人渐渐地多起来了，才提醒我们这中央公园不光是属于“咱们”的，我才想起来一医院的病人在等着我呢。

这一阵子我旁观旁观，没想到变成了当局。谁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