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外面更大的世界，内战正酣。要说时局，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让沈从文最忧心如焚、忍不住屡屡为文抒愤的，就是“民族自杀的悲剧”。随着战争的不断绵延和扩展，他对导致民族命运大悲剧的政治是越来越绝望了。绝望的表现，是不再外求，转向自身，好像可以不理不管不顾身处其中的时政大势，专心一意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文化愿景。

他化名巴鲁爵士，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开始发表《北平通信》，继之以《怀塔塔木林》、《故都新样》及《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试谈艺术与文化》、《迎接秋天》，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共发表五篇。这一组“北平通信”以半文半白的语体，宣称要以艺术和文化来洗刷灵魂、重造社会，甚至还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设计和措施，荒唐滑稽，犹如痴人说梦。“余宜承认，余之所梦，与迩来朝野保守进步人士流他人血而得安全之梦，意识形态，均不相侔，无可讳言。”（14；359）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梦”呢？“凡涉及二十世纪前一半悲剧时代精神时，一般思想家均把握不住大处，只从一群统治者和反统治集团寄托希望，也就把一切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从无人敢承认此实一文化失调教育失败之显明象征。一面系哲学贫困，一面是政治万能，悲剧因之延长扩大至于不可收拾。”（14；379—380）“余实深信中国问题得在内战以外求进步，求解决。”他因此而重提蔡元培三十年前“美育代宗教”之说，又“欲进而言‘美育重造政治’，以补充此伟大荒谬学说”，“用‘美育’与‘诗教’重造政治头脑之真正进步理想政治”。“余则对于中国文史，古典文物艺术，特别倾心，亦若具有高度兴趣，及文艺复兴梦想。”（14；384，383）

似乎是不切现实的胡言谵语，正由对现实的极端沉痛而起，“痴人”之“梦”，也正有现实的针对性；而“痴人”之“痴”，则在艺术与文化。那么也就可以明白，沈从文在此种情形中跟妻子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跟孩子说“写个一二十本”，并非只是一时高兴随便说说的。不过隐去了现实的背景，在消夏的放松心情中说来，仿佛不知今世何世。

既然为将来做打算，沈从文心里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吗？还是在霁清轩，他写了篇短文《“中国往何处去”》，结论明确而悲怆：“这种对峙内战难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即结束，我们为下一代准备的，却恐将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权’！”（14；323，324）

所以这为将来的打算，是弃绝了外求于大局、政治、他人的希望，是自己对自己的“重新安排”，是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北平通信”的最后一篇题为《迎接秋天》，这“迎接”的心境，凛然、坦然，不是对空幻的希望的“迎接”，而是对自己将要在困难中展开的严肃工作的“迎接”。

二月起，北京大学开始筹备博物馆。沈从文不是筹委，却起劲得要命，参与工作、提出建议之外，更陆续把自己收藏的许多瓷器、贝叶经等古文物、民间工艺品，还有从云南搜集来的全部漆器，捐了出去，并且帮忙布展。新建博物馆专修科缺乏资料，他又捐出了《世界美术全集》、《书道全集》等一批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