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收到信后，在几个朋友间传阅，后来又交《大公报》“大公园”副刊，于八月十一日刊出，编者拟了个标题：《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并加说明：“这是沈从文先生自北平寄给留港的一位木刻家的信。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二十年用笔离群的作家，如何觉今是而昨非，在根本上重造自己。”这是沈从文不知道的情况下一九四九年公开发表的作品，较长时间里也没有人注意到。

一九四九年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讨论相传为展子虔名画《游春图》的长文，题为《读〈春游图〉有感》，一九四七年所写，刊于四月出版的上海《子曰》丛刊的《艺舟》副刊第一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物质文化史论文。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安排在陈列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比如曾数过上万钱币，另外也参加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还不时会有一些临时性的杂活。

九月八日，致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把自己从疯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

沈从文在信中说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他说放弃写作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这些事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他表示将把余生精力“转成研究报告”，“留给韦护一代作个礼物吧”。这些话都很“硬”，特别是说到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事业，充满了自信。

他写这封信，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大的担心：担心“革命”会拆散这个家庭。当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活动，晚上往往回家很晚，所以沈从文回到住处时，“家中空空的”。他对丁玲说：“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这个家到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19；48，49，51，52）就他向丁玲坦言自己的恐惧，并提出具体要求这一点而言，已经表明，他在主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不致崩溃到无可补救的地步，主动寻求恢复，并且试图创造新的事业了。

九月二十日午夜，他给妻子写信，表明自己“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恢复”，信中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为此，他“写了个分行小感想，纪念这个生命回复的种种”。 （15；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