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九年间，沈从文自己留下了相当多散乱的文字材料，一九九六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从文家书》曾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呓语狂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看到的这部分内容大为丰富，主要有：一、书信和零星日记，编入第十九卷；二、自白性文字《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政治无所不在》等，编入第二十七卷；三、三首长诗，编入第十五卷；四、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零星杂感，编入第十四卷的《艺文题识录》中。

不妨沿用《从文家书》的命名，把沈从文生病期间的文字称为“呓语狂言”；分析他的“呓语狂言”，特别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

一、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既是外界强大压力刺激的结果，也是他个人精神发展所致。绝不能轻估外界的压力及其罪责，但也不能因此忽视沈从文自身精神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四十年代以来精神上的求索、迷失和痛苦；然而，如果把沈从文的“精神失常”完全视为他个人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轻视甚至无视时代转折的重压，则更为蒙蔽不明。

二、“精神失常”的“呓语狂言”，到底能够揭示出什么样的自身状况和时代状况？它有什么特殊的价值？“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从“呓语狂言”中，是否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事隔多年后读来，仍然惊心动魄。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在一九八八年的文章里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

三、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而且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不但要看重“疯狂”，而且还要看重“恢复”。

“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了现实生活的一般“理性”，变得“正常”；而且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自我，这个重新凝聚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从表面上看，这个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像“疯狂”时期那么决绝和激烈了，其实却是更深地切入到了现实中，不像“疯狂”时期，处在虽然对立然而却是脱离的状态。

“恢复”也并不是屈从，甚至干脆变成一个“识时务者”，随波逐流。

十二月二十五日，沈从文写成一篇长文《政治无所不在》，记述和总结近一年来的各种感受，其中描述了一段情景，说的两个初中生儿子与爸爸交流思想：有天晚上，孩子们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虽极累还兴奋。上床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们讨论问题。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