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年三月，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就加强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发言，题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四点建议》（31；322—325）。 随后，又参加了全国政协安排的视察活动，四月十二日南行，先后到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历时近一个月。同行的约二十人，各自领域不同，沈从文主要是考察丝绸生产，访问博物馆，了解高校对文物的应用等问题。看到的情况总让他忧心、着急，也因此而对自己的工作加深认识。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甚至对比了物质文化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小妈妈，工作看来简直是什么都还待重新走第一步。是一种崭新的工作。走在前面的人却那么少。这比写点散文短篇故事，实在难得多，作用也大得多，要人肯担当下去。我知识也极有限，可是却明白这么作对整个文史研究工作是一种革新。”（20；176）

此行在上海住了十多天，和巴金见过好几回，王道乾还带着女儿来巴金家和他会面。他很有兴致地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描述他们的同辈人：“巴老弟”（李晓棠）“用吃糖后的小纸团打王道乾小女孩”，五六岁大的小女孩“简直受不住那种进攻，又不好哭，只藏在她爸爸身后去，眼睛湿莹莹的，直到拿得桌上一颗糖才稳定情绪”。男孩的姐姐“巴小姐”（李小林），“声音也和她妈妈一样，说话时比一般人高半音”。（20；165—166）

社会上的现实可不像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情形那么好玩。这个时候，“大鸣大放”开始了。本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五月，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意见，以便推进党的整风运动。沈从文在上海，也不能不关注这场运动。

四月三十日，他写信告诉妻子：“这里报上正在‘鸣’。前天是小说家（巴金等），昨天是戏剧界（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师陀），一片埋怨声。”他的反应是，有点不以为然—“鸣总不免有些乱。”他的不以为然不是基于对政治、体制、形势的判断，而是出于那种认为作家任何时候都应以自身作品说话的意识：“上海报纸上载作家鸣得相当热闹，真的热闹必然还在后面些，时候还未到。但是什么时候就到来？模模糊糊。真的鸣应当是各种有分量作品，诉之于万千无成见，少偏见，且不为空气控制影响的读者。但是目下这种有资格说话的读者，却无多机会说话。这个读者群应当包括教授（教这一行的）、编辑、作者和各种干部、学生、市民读者。这个群的意见，比目下少数人批评就公道正确得多！”“这里出书极多，到一个书店去，满架子是新书，问作家有什么特别引人的作品？没有。”（20；168，169）

正是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意识，使得沈从文不为各种各样的“热闹”所蒙心蔽眼，而能特别注意到“大热闹”之外为人忽略的“沉静”。不说政治形势，就说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市声鼎沸，吵吵嚷嚷，沈从文从他所住的上海大厦十楼望出去，一派繁密景象，他随手画了一幅速写，图画中却有了“热闹”和“沉静”的对比。他给这幅速写写了一段话：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20；157）

这幅速写是沈从文到上海的第二天早晨画的。到五月一日这天，他又画了三幅速写，也是从窗口望出去所见的情景。一九五七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外滩的外白渡桥和黄浦江—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时间和地点所提示的时代气氛和性质。每幅画都有文字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