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尔思在悼念沈从文的文章里写道：“一九八八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以此来加重对沈从文的崇仰和表达遗憾。十二年后，马悦然发表《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个人证实了这个说法：“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五十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一九八七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一九八八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一九八八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

这固然是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实在说来，获奖与否并没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对沈从文的认识，能走到多远多深。一九八八年，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但是研究者将面临的不仅仅是这方面的考验—沈从文的“遗产”，还远远不止于人们已经见到的：倘若有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还将不断添加，丰富程度大大超出通常的想象。所以，不仅有对已经列在“清单”上内容的“再次发现”的问题，还有对不断添加到“清单”上的新内容的“第一次发现”。

一九九二年，岳麓书社出版《沈从文别集》，共二十册，小开本，朴素雅致，沈从文生前就希望出版这么一套“小书”。这套书—《别集》这个名字是汪曾祺想的，每册的书名是张充和题写的—受到欢迎，不仅是因为装帧形式，还因为它有新的内容，张兆和在《别集》总序里交代得很清楚：“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有杂感，有日记，有检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书信—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大部分未发表过。”这些增加的东西，让敏锐的人“管窥”到一个更大的沈从文世界—确实只能是“管窥”，因为这还只是零星的披露。

一九九六年，《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读者“管窥”到的东西更多了一些。在后记里，张兆和写下了这样的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二〇〇二年，《沈从文全集》出版，沈从文的世界这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全集》共一千多万字，其中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约四百四十万字。很难设想，没有这四百四十万字，可以很好地理解沈从文，尤其他的后半生。

说起来，真得庆幸沈从文家人的有心、耐烦和细致，“乱纸堆”没有化为乌有，而整理成了重要文献。沈虎雏简略叙述过缘起和经过：“我一九八〇年回到北京时，破旧行李中有个小纸箱，保存着父母文革前后给我的信，其中偏偏父亲规劝我怎么面对冲击挫折，最重要的几封，由于担心遭查抄肆意曲解上纲，被我毁掉了。打开小纸箱时，心中的懊恼使我倍加珍惜这种不可再生的材料，那是在一间空屋子，几个月前父亲从这里搬入新居，地上犹积存着厚厚的垃圾，清理它们的时候，我顺手把一切有父亲文字的纸张收拢，不意竟有一整箱，从此开始了保护、收集、拼接、识别、整理的漫长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