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中国古代所谓“国家”，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nation state），在意义上有本质的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发展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理想的统治格局是：天子垂拱而治，八荒宾服。虽然知道有笼统而模糊的权力控制范围，知道“本朝”直辖的政治行政疆域，却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概念，也没有什么国际法庭上不断论争的领土、领海、领空的权限认知，当然也就没有现代形式的国歌、国旗，乃至于国徽、国花之类的花样。

西潮东渐之后，中国人跟着现代西方邯郸学步，学民族国家的新观念与新花样，一波接一波，大西洋风起云涌，太平洋就刮十二级台风，变幻莫测，层出不穷。将来会不会有人提倡国草、国鱼、国兽、国虫，来凝聚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也很难讲。不过，这种趋势倒令我觉得，现代人在发展自我与族群存在意识的同时，充满了个体、团体，以至于国体的认同危机感，对自己生存的世界充满了心理的狐疑不安，再也没有“清风明月”的爽朗乐观，没有“鸢飞鱼跃”的活泼心境，没有“民胞物与”的宽大胸怀。除了高瞻远瞩的国家领导与“极高明而致中庸”的思想家，谁也不讲天人合一，不讲和谐发展，只沦落到跟你讲权限，讲所有权、知情权、隐私权、智慧财产权，讲“公权力”的界限，讲婚姻权益的各种分配与归属，讲财产赠与权及遗产继承权是否交由风水先生处理。好像一切人伦事理、生命意义、对酒当歌、独坐幽篁、五陵衣马、鱼龙寂寞，都可以通过契约、法条与协定，把自己与外在世界区划得清清楚楚。实在感到孤绝了，“茕茕独立于天地间”，怎么办？还好，有国歌、国旗、国徽、国花、国鸟、国虫、国画、国学，不一而足，可以寄托自己游离的心情，甚至可以赋以激情，把异化了的疏离感，借着具体的事物，升华为现代化的民族象征。

中国有国歌，是近百年的“新生事物”，起源并不光荣伟大，只是为了应对西方国情与外交仪节的需要。一八九六年，清朝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访问西欧和俄罗斯。西方例行的外交仪式，要奏国歌，而清廷却从未订定过国歌。怎么办？李鸿章脑子还算灵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临时编了一首七绝诗，配以古曲，混充国歌使用：“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洋人听了似乎颇为受用，觉得中国的“国歌”有其特色。此曲后来就以“准国歌”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仙乐飘飘处处闻”了一阵子。后来改称《李中堂乐》，显然是表明了并非“钦定”的国歌。

一九一一年十月四日，清廷正式制定了“国乐”（即是国歌），谕旨是这么说的：“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协和，着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这是中国第一次由国家颁布的国歌，名为《巩金瓯》：“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国歌由编译《天演论》的严复作曲，一等镇国将军溥侗（即戏曲界赫赫有名的红豆馆主）作词。词语虽然古雅生涩，意思却很明白，就是要保卫大清疆土，国泰民安。

国歌颁布之后六天，爆发了武昌起义。也不知道这首钦定的国歌到底唱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