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的先祖在明朝自北直隶迁居辽东地区的沈阳，即奉天，这原是大明疆域，不过到了1621年，努尔哈赤领满人攻克沈阳城，许多大难不死的汉人归顺，沦为奴仆。其中有曹寅的高祖，他被编为正白旗的包衣。旗制是满人入关之前的核心组织，而曹寅的高祖也就这么成为其中的一员。

满人在拿下沈阳之前三十年，即已逐步巩固其在长城以北的势力：满人师法汉人以防御工事与城池保护散布各地的兵力，更进一步以明朝的军事驻防体系作为架构旗制的参考，最后又审慎采纳明朝降将所建言的官僚运作技巧。1满人虽然逐渐汉化，甚至还仿效明朝的行政体系，建立自己的“六部”，不过在1644年夺占北京，统领天下之后，仍维持旧有的“八旗”组织，因而改变了明朝施行的组织架构。曹家身为正白旗的包衣—这是一种世袭的身份—于是便成为关内新秩序的一部分。

旗制与包衣

旗制是一种兵民合一的治理手段：一般兵丁连同家人，都编入旗下；结合兵勇训练和平民登录，兵勇农耕所得以供应全旗人丁的衣食所需。满人史家考证，八旗制度上溯始于1601年，当时满族首领努尔哈赤（谥号清太祖）组织兵众，以三百人为一“牛禄”，以此奠定日后汉语“佐领”的架构。2到了1615年，依不同颜色区隔组织的方法就此定型：共有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每一旗统五“参领”：每参领辖五“佐领”，而佐领即为旗制的基本组织单位，随着满人征服日广，招降纳叛变多，佐领之数则与日渐增。3 1634年，蒙古八旗循相同模式建立，1642年，降满汉人兵丁日众，亦另建“汉军”八旗。4

顺治、康熙两朝，旗人生活舒适，他们不是驻扎“京畿”，就是在各省“驻防”。旗人坐拥大片田产，攻下京城后，京畿的好地大多归属旗人，5并且不需为给养人丁而操烦。6再者，他们享有特别的职位保障。军职世袭之制早在清朝开国即已存在，不只见于十八世纪旗制式微之后。比如，满洲上三旗的佐领职位有百分之七十二是由本家男丁继承，百分之八十七的佐领职位是由同一家旗长期把持。7至于汉军八旗的二百七十个佐领中，有一百八十七人是世袭继承，几乎占了七成。8十七个蒙古参领，事实上每个都是世袭而来。9

满洲、汉军、蒙古旗人在清初共享繁荣稳定，但正因旗制的凝聚力强固，我们有必要谨记，满人皇帝的地位在整个十七世纪还不是很稳固。最明显的例子就表现在清初几位皇帝的连年征战：1650年代讨伐郑成功（国姓爷）和南明朝廷，1670年代废黜吴三桂和南方诸藩王，1690年代征讨噶尔丹与厄鲁特部。10从官方档案来看，清初皇帝拔擢满人高居要津也是非常小心，这虽然不像战争那么戏剧化，但也说明了皇帝的龙椅坐得稳不稳。

满人通常不谙汉语，若是由他们署理省务，恐怕会招来怨怼，因而通常授予武职，所以供职六部与大学士的满汉比例是一比一。汉人在北京或各省任官者，官不过巡抚。总督一职在顺治、康熙朝多由汉军出任，他们是满人与广大人民之间很自然的中介。11 1647年，九位总督全由汉军掌理；后来有一度每省各设一位总督，但是到了1661年，二十位总督之中有十九位出身汉军；1681年，十位总督有七名汉军，两名满人，一名汉族大吏。12 1655年，有一名满人出掌漕运总督，翌年便告老还乡。13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满人得到拔擢，直到1668年为止；而到了1670年代，才有满人出任总督；即便那时，任总督职的满人人数还是远不如汉军，直到康熙朝结束，这种现象才有所改观。而在这段时期，获任总督的汉族官员只有几人不属旗营。巡抚之权甚至不授予非旗营的汉人，以安抚旗人；1644年到1668年间，出任巡抚的汉军不下九十六人，而据1668年的圣谕，陕西、山西巡抚只由满人出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