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陈丹青

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遗像，设为小小灵位。到今年7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换了鲜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咸菜辣椒炒毛豆—妈妈中风那夜有我炒的这份菜，母亲照常饮酒，与我谈笑—摆好了，我就在书房跪倒，对着自己的小圆桌伏身磕头，前额触地时，稍觉有点滑稽，但终于是郑重做了这套规定动作，心想，以后自当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征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中写道。这是实话，亦且法国人不磕头。人追念逝者，随时随地，不必有待周年。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又是实话。但有谁知道自己的“节奏”么？好几回是起床后，走在厨房、过道、出门的路中，一念袭来，我会骤然哽咽、嘶哭，像个傻子。待狠命喘过，渐渐收泪，就去继续做事。

人为死者哀哭，是自伤，也是亲昵的幸福。有时我会蛰伏般地等着，不晓得是怕这袭击，还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两年了。那是另一种“节奏”。死者不同，悲伤自亦不同，但“周年的象征性”确乎不带来“任何东西”—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反倒周年忌日，无所感。人在种种规定的日子总会自我提醒吧，那是“记得”的意思，不是哀伤。

年轻人居然记得：去年临到12月，海淀区一群大学生就要我去，说是为纪念先生逝世周年，预先申请了北大的某座礼堂。21日，我去了，其时《文学回忆录》才刚弄好，正可是个话题。那夜来了好多学生，十之八九不见得知道木心，但大家听到终场—又一年过去，今岁12月初，上海的郑阳，北京的刘道一，苏州的晶晶，又来问忌日那天要不要办活动。除了《温故》将出版第二回纪念专号，今年不拟办活动。晶晶，早在自行筹划小小的聚会，有书签，有小礼物，21日深夜来短信，说是到场六十多位各地的读者，仲青、郑阳，都去了，结束时，大家念了文学讲席的最后一课。

我无法知道木心怎样想象他的读者，也不能知道读者怎样想象木心。5月晶晶来乌镇，我领她进了先生的卧室，给她看搁在书架上的骨灰盒，还有纽约电影人拍摄先生的剪辑版—木心于是在自己的卧室缓缓说话，电视屏幕对着他的空床，我们就坐在空床上—晶晶没见过先生，几分钟后她退开，说是不忍看。

小代头一回看，也只片刻，起身走去客厅墙角，默默抽烟。他不哭。惟春末来过短信，说为别的什么事下泪，念及木心，趁势大哭一场，“好痛快”。木心逝世一年半，这孩子总算哭出来，说，他还是不能接受先生“变成了盒子里的一堆灰”。

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来。初起着手《文学回忆录》的工作，长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母亲在医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惨苦，回家坐定，录数百字，人即刻沉静。此事前后八九个月，如今回望，只一瞬，今年以来，则每月去一次乌镇：晚晴小筑，将要辟为木心故居纪念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