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德·尤尔根·瓦内肯

1959年，赫尔曼·鲍辛格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这本书的第一个句子就足以让人感到振聋发聩：“贝奥特多·布莱希特曾经提出，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用‘民众’（Bev?lkerung）将‘人民’（Volk）一词取而代之。这样做本身就意味着不再支持许多谎言。”当时奥地利民俗学的领军人物列奥波德·施密德以同样一针见血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如果一本书开篇就引用备受憎恨的布莱希特，那就完全可以不必翻看它，直接把它扔到一边去好了。”可是，施密德还是继续读了下去。读到后来，他虽然不太情愿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图宾根大学民俗学专业的助教本意并不是要给奄奄一息的民俗学踢上最后的致命一脚，而是要给它注射一针起死回生的维他命。实际上，正如书名《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Volkskulture in der technischen Welt，Bausinger，1961）所表明的那样，出于对历史关联与学科整体的考虑，鲍辛格并没有把无处不在的概念“人民”完全弃置不用，但是不再把它当成有机的整体，而更多地理解为“普通的民众”、“小人物”。在他看来，民间文化应该不再等同于原始的或前工业化时代的文化，我们也必须要研究它们在现代的、工业化时代的形式。但是他没有被那些言词激烈或预言消亡或试图拯救的文化批评者感染得头脑发热。相反，他的论点充满思考和冷静。严格的冷静，也是鲍辛格对他的专业，尤其是对图宾根的路德维希·乌兰德研究所（Ludwig-Uhland-Institut）提出的要求。从1960年起，他担任那里的所长，直到1992年荣休为止。他履职研究所教席时，虽然门牌上还写着“民俗学”，但是内容上已经与新名称“经验文化学”相匹配。1971年，该研究所完成了学科名称的变更。基于鲍辛格的建议，新名称“经验文化学”被采纳。四十五年以来，鲍辛格是民俗学的主要人物。自“经验文化学”这一学科名称出现的三十五年以来，鲍辛格是这个专业的第一个也是第一流的代表人物。

鲍辛格关注“小人物的文化”，这并没有使他的研究变得无足轻重。恰恰相反，他的研究反倒成了进入一片处女地的发现之旅：日常生活。1974年，鲍辛格在为图宾根大学的报纸《尝试》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阐明，他的研究致力于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为其他文化研究学科视为死角的内容（Bausinger，1974）。在他看来，其他学科并不真正关注当今的大众文化：只有个别艺术史学者才研究广告，只有少数音乐研究者才关注爵士乐，只有少数文学研究者才注意到产品使用说明书，更不用说有人去考虑这些事物之间的关联了。在鲍辛格看来，日常文化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通俗艺术品本身，同时也是这些通俗艺术品在生活中的位置，它们对日常思想的意义，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尤其是它们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本身。在民俗学的话语中，人们将该专业关注不为人注意的、日常的现象这一事实，用“对不引人注意之事的虔敬”这一公式来表达：这句话最早出自波提舍，用来讽刺格林兄弟的“古老的德意志森林”。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这一揶揄之词却成了充满敬意的话语，因为人们开始将许多被忽略的民间文化看作一座金矿残渣，是日耳曼古老文化的见证，它标示着人类文化的开端。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与这些观点格格不入：他从来不考虑如何从精英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低级的”产品和流行的行为，从来不考虑如何将通俗文化予以阐释上的提升。对鲍辛格来说，连环漫画并不会因为被提升为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后继者才变得有意义，他对足球研究的兴趣也不取决于体育馆被视为“当地的神坛”、比赛被看作隐性的基督教“诅咒与宽恕”仪式等类似的论断。从总体上，他一直坚持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的警言，即我们不能隔岸钓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