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辛格：首先我对这些老题目一直都感兴趣，而且我从来没有只沿着传统的思路去处理这些题目。我关于民歌的文章很少，它们的题目都是类似于“流行歌曲与民歌”（Bausinger，1973）或者是“多重的草地之歌”（Bausinger，1964），这是针对乡土歌曲“在美丽的草地”而言的。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机构上的关联，是我身处其中的人事和机构上的网络。我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童话大百科全书》的编委会成员。哥廷根大学对我的聘任，是要我担当库特·兰克的继任者做主编。在我拒绝了聘任之后，这项工作还留在那里。你无法轻易摆脱这样的关联，而且我也觉得这项工作非常有意思。

彻费恩：即便“双重生活”的说法不能成立，但是在这样的现象之后，还是可以推测，您的教学和科研有相当大的分野。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以实现的。在文化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让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教学领域分道扬镳。今天我们不得不承受的强制要大得多，这也是经常被议论的所谓的“教学相长”。从我这一代人的角度来看，您真是让人又嫉妒又钦佩，因为在正常的教学之余，您还可以持续地留守一大块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地。

鲍辛格：的确有一系列的文章，我不能说它们是源于教学或者其内容融入了教学之中，但是非常明晰的区分也是不存在的。在《世界童话大百科全书》的工作中，除了费力地评议和编辑修改文章，我没有写关于AaTh701或者类似东西的文章，我也没有做过类型研究（尽管这也可能非常引人入胜），我总是在找一些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领域。比如我在《世界童话大百科全书》写过关于善与恶、关于历史化与去历史化、关于民间讲述中的辩证关系、关于文学与民间讲述等条目——都是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我认为，这些也对教学产生了影响。

柯尼希：人们在后来概括总结图宾根的研究所和经验文化学的特征时，也总是以其与传统的关系为出发点，即认为它们把广为人知的事情“从头到脚”地倒置。这种倒置属于对日常生活启蒙的一部分吗？

鲍辛格：我相信有很多事例可以表明，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是新研究角度和价值判断的出发点。民俗学的问题，不在于它从研究对象上不得不和各种传统打交道。它的问题在于：一是倾向于把传统看成静止的，不接受任何改变；二是把民间文化中保留的传统从根本上认为是有价值的、不可质疑的。阿尔诺·施密特（Arno Schmidt）曾经讽刺过一些有怀旧思想的人，说他们之所以想保存每个小水坑，是因为他们相信那里面的水还是上帝用来惩罚人类的洪水的残留。我可以说，一个传统并不因为古老而有价值，甚至可以说正好相反，恰恰因为有价值它才古老。但是并不总是这样。有一个关于“驴婚”的报道：因为外来的新郎不肯支付喜酒钱，这对新婚夫妇就被以戏剧化的形式称为驴，他们未来的孩子也被认定为驴了。在一篇民俗学的论文里，这被解释成一个积极的标志，表达了风俗的约束力。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所谓的“五月风俗”中，在那里，村里的小伙子们可以通过与拍卖仪式类似的方式拿到一个姑娘。对这样的传统风俗也有必要划个大大的问号，应该让人看到，不是每种传统都有保留的价值。

彻费恩：如果我们对鲍辛格的全部作品做一个总体上的检视的话，就肯定可以发现，您持续地对传统进行批评性追问，无论在生活世界里还是在学术上。几乎可以说，您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文类，这些文章大多是在演讲的基础上形成的，力图教会更广大的听众如何反思性地对待那些表面上的、理所当然的物品和常规：真可以说是具有启蒙作用的日常知识。如果我的观察不错的话，您很早就走了这条路线，这种辩证的方式在1961年您的教授就职演讲《启蒙与迷信》（Bausinger，1963a）中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在那里，您已经试图聚焦于一种理解的但同时也是启蒙性的、坚守于“启蒙”的视角。这是您将启蒙辩证法带向通俗领域和民间文化不同文类的核心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