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尼希：在现代化进程中，哪些东西被传承下来，当然也不仅仅取决于偶然。曾经在历史上、在特定的时间里、在具体的空间中或者为一个近在咫尺的社会群体所认可的（或者说，也许是被描写的）某些内容，看起来似乎有资格被当成有象征意义、被升值了的传统，而另外的一些内容却不能。我们还能举个例子深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吗？

鲍辛格：我再回到汤饺子这个领域。在很多家庭，也许是大多数家庭里，仍然通行的做法是，在特殊的节日吃特殊食品。不仅如此，很多人也坚持说自己是地方厨房的热衷者，地方风味在餐饮业也占据重要角色。有些价钱昂贵、作为地方特色提供给客人的菜肴，是以前穷人餐桌上的饮食。与此同时，在这些传统实行者的背后，改变正在不显眼之处悄悄发生。无论是在日常的菜单中，还是在国际化的高级美食行业，餐饮的异域风情化倾向都足以让人明显地意识到。餐饮行业内的改变表现在，外国餐馆不仅仅出现在大城市，也开始出现在乡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层次也显露出来：首先是意大利餐馆，有个别西班牙的，接下来是希腊的和南斯拉夫的，中国餐馆的出现非常早，之后是土耳其的，接下来则更加多样：印度、泰国、日本、非洲，当然还有美国的。

彻费恩：对类似关联的解说，属于鲍辛格文章和论著的阐发角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靠近日常生活的经验和观察。这样一来，关于日常生活的结论就严格地受限于方法的制约。图宾根的学者首先引入经验社会研究的定量方法来扩展自己的方法。经典的田野调查是后来才作为方法得到认可和承认的。在迟疑不决的定量方法尝试之后，人们获得了这样的认识：就经验文化学提出的问题和需求而言，在小范围内、特定的领域里使用定量分析这一温顺可人的方法，它们是否能最好地达到自己的目标呢？

鲍辛格：毫无疑问，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借助于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统计资料。一段时间里，1970年左右，我们非常强调统计数字的意义。不光要用现成的统计数字，我们也要求学生们自己能够进行统计调查和数据分析。不过，我们对定量分析方法的热情很快就过去了。我不想完全排除这里酸葡萄的心理在作怪，因为定量分析方法对我们来说太难企及了。去获取、去储存大量有代表性的数据并将其中的有效数据派上用场，这对我们来说，无论是财力上还是时间上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大家也普遍认为，两种情况即定量和定性方法各有千秋。大家取得的共识是，定量调查针对的是大量个案中的若干少量特征，定性研究可以考虑更多的特征，但是只能在有限的案例中来调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做的是开发一片领域的探索式研究。在这些领域里，首先要形成研究问题，要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也允许发表暂时性、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暂时性、阶段性的结论很少成为重大的缺欠。科学的结论总是暂时性的，因而也总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也有一定的收获减少的规律：在超过一定的时间点之后，研究者所能获得的认识会急剧减少。

彻费恩：这当然完全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背道而驰。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文化里做研究，真的能那么快就对事情有所了解吗？今天，人们或多或少也在对短暂访问式的田野调查表示怀疑。这样的调查涉及的范围也有限，与这一方法上相对应的是，它更可能导致学术上的“小规格”成果，而非经典样式的学术——这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可以低估其价值。这样方法选择是意识明确的决定吗？是要以此来突出本学科和本研究所的优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