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7年1月12日，在康斯坦茨召开大型宗教会议期间演出了一出圣诞剧，按照惯例，其中包含三王朝拜圣婴的场景并以伯利恒的弑婴为结局。有关这出戏的描述，特别强调了给三王指路的星星靠机械装置来移动。这是喜欢精巧机械装置的一个小例子，这种喜欢非常古老也非常普遍，而且肯定不限于戏剧。当然，在戏剧里最容易看清这一点；我们只需想想巴洛克式舞台上和舞台后的那种常常很精致的机械装置，虽然它的部分目的在于追求幻觉，但这并非它的所有目的，作为机械装置，它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了愉悦。只是在机械装置的艺术性达到顶峰的巴洛克时代之后，舞台的机械化才有些衰退，至少此后很长一个时期也不再有自身的价值。

这种突变与对技术手段的普遍评价的突变同时发生。当技术手段高超到让人忘记了它们的单纯用途，甚或可能对其单纯用途有所妨碍时，对机器及其发明家的恐惧就会取代对机器的喜爱。受过神学教育的法律教师菲利普·亚当·乌尔里希（Philipp Adam Ulrich）生活在1692至1748年间，他主要致力于改善农业，包括设计了一种新的耕地机和脱粒机。他的传记作者弗朗茨·奥贝蒂尔（Franz Oberthür）报告了一个“充满恶意的传说”如何与这项发明联系起来：耕地机可以用如此的威力和如此的数量把石头抛离原位，以致这不啻落在雇工和耕牛身上的一场暴雨——耕牛变得心惊胆战，雇工担心他的脑袋。当乌尔里希想把他的新脱粒机投入使用时，据说他的雇工还“忠心耿耿地善意警告他可能造成的损失”，乌尔里希怒不可遏地解雇了他。这些传说的真实内容——奥贝蒂尔认为它们仅仅是传闻——对我们来说几乎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技术发明面对的是极端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把机械置入超技术的、巫术的或恶魔式的关联之中；只有这样，雇工的警告才不是匪夷所思。

毫无疑问，人们总是喜欢把超强神灵的效力与超自然的关联放在一起。大阿尔伯特曾因为沉迷于对他的时代而言完全非同寻常的自然科学知识，人们就传言他会魔法；围绕帕拉塞尔苏斯形成了许多传说；特里特米乌斯本人写道：“因为正如大阿尔伯特遭遇的那样，由于他借助神秘的自然力量产生了奇迹，民众就把他看作魔法师，在我身上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这些人处于白巫术与黑巫术的张力场中；他们信奉巫术和“神秘的自然力量”，只需将重点稍加转移，就足以给他们的举动赋予神秘的超自然的声誉。这些“巫术的”尝试和技艺，当然显示了新的自然科学的前期阶段，但是，如果仅仅把它们理解为科学的最初阶段，我们就不能看到，巫术体现的是与宗教无法分离的“整体知识”和全知。相比之下，新的自然科学—技术的思维却是相当理性和实用的；原先的传说构成只是把重点从白巫术转到了黑巫术，而现在它则来自不止在程度上而且在原则上不同的思维结构。尤其是这些传说和信念不再集中在少数几个大人物身上，而是扩散开来，就像大量技术设备和机器遍布各地一样。

这当然绝不是说，幻想仅在机器存在时才被点燃，然后被置于超自然的关联之中。在所谓“技术传说”中，这些机器甚至屡屡已经预先被说了出来，它们绝不仅仅像“沙子做成的绳子”或“用来缝纫的石条”这样是被虚构出来的奇迹，而且总是正要从乌托邦领域被推进现实领域的对象。一方面，这些技术传说肯定是技术发展的前奏，但另一方面，一旦机器要摆脱传说的领域而变为现实，技术传说也就成为抵制机器的口实。科学规划与技术构造在此几乎不可分离；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单纯纸上的科学计算常常与实际的科学构造一样带来类似的观点。教士耶雷米亚斯·赫斯林（Jeremias H?slin）曾在施瓦本山上从事气象学研究；当他1784年发表他的成果——“non eruditis，sed erudiendis”——时，他不得不在出版这本小册子之前完成一个费时费力的预告，在其中，他这样理解针对他而散布的流言飞语：“时而是地陷；时而是饥荒和瘟疫；时而是可怕的雷雨天气和冰雹天气；时而是某个年纪的人注定会死掉，这些不仅被预言，也被最精确地计算出来；还有我自己的死亡讣告，上面的死亡时间精确到分钟，这些甚至在我的邻里中得到流传和证实；或许传入我耳朵里的并非这类愚蠢和杂七杂八的恶的全部。因为我依据下文中的原理推导出来的天气预报，尽管足够准确，还是受到一些人的误解和不解：所以，大部分轻信或迷信的人陷入了极端的恐惧和惴惴不安，并且到现在仍不知道他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报道，而发生这种事情，我并没什么责任。尽管我在几年前的官方报纸上已经提出过抗议，但仍不能阻止新的痴人说梦不在这里就在那里找到入口。我不喜欢被看作新预言家；因为我确信，这最终只是给狂热的梦幻者的命名：相反，我希望让每个人都相信，在我心中没有比我现世同胞的福祉和安乐更重要的事情了，尽力促进这些事情，一直是我最惬意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