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城市居民的住宅形态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并由此构造出多样的城市社区类型。这些社区类型的权利主体不尽相同，其所面临的居住问题不同，与之对应而形成的行动策略和社区治理体制也有所不同。权利主体在处理与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时，经常以各种类型的都市运动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围绕着居住问题而形成的都市运动，构成了转型期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近年来，为数众多的社会学研究从各个角度对之进行过探讨（夏建中，2003；陈映芳，2006；徐琴，2007）。

本研究以一种实践社会学的基本立场，即强调将社会事实看作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将“居住”视作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并力图将其提升到“居住的政治”这一高度来解析其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其内在的机制与逻辑。在此意义上，本研究也可作为从微观社区开始对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的社会学考查与评估。研究引入了公民权理论、行动社会学理论等新的理论视角，力图对以往大部分研究主要停留于社会运动范式的情况有所超越，进而有助于揭示当前城市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的本质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分析与社区民族志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座谈会以及与社区组织合作搭建各种业主论坛、业主研修班、业主年会、社区诊所等活动形式，有效地增进了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策略，尤其注重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中对过程、机制、逻辑和策略的揭示（孙立平，2000），同时通过结构—制度分析把握现象背后的宏观结构与制度背景。

一、城市化进程与居住形态的演变

“居住形态”，主要包括城镇居民住宅的空间样式与产权构成两个基本方面。所谓居住形态的空间样式，是指住宅的外在风貌与空间关系，其与一个城市的长久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以往人们在日常俚语中常常提及的“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就是从住宅的外在风貌上，分别界定了天津与北京两个大城市的民居特征。

住宅风貌的改变不仅能够最直接地刻画出一个城市变迁的深刻程度，而且还会引发相当激烈的抗争运动。以B市1为例，改革以来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差不多已经摧毁了体现其厚重文化传统的居住风貌。据有关报道，原有的3000条胡同只存留下不到1700条，而且都已经残破不全。传统的四合院及其街区被环状马路所切割，被拔地而起的钢筋、水泥和玻璃构成的大厦踩在脚下。在“城市现代化”名目下推展的此种城市化进程，由于对文化传统的毁灭而必定引起文化保护主义者的愤怒。近十几年来，以“城市遗产保护”为宗旨的抗争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在这方面，当年浙江的“定海古城保卫战”和北京市的“胡同保卫战”，不失为两个最典型的案例（张有义，2007；巫昂，2002）。

我们把上述抗争称为“文化取向的抗争”，以与我们所要描述的另一种抗争形态，即“权利取向的抗争”相区别。实际上，“文化取向的抗争”并非单独在中国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很多欧陆国家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都发生过类似现象。大卫·哈维笔下的奥斯曼对巴黎的大规模改造及其所引发的种种不满和抗争就是一例（哈维，2010）。其实，无论在何种社会，只要城市化和城市更新以此种“创造性破坏”的方式进行，都必然引发 “文化取向的抗争”—其主旨是为了维系文化传统，保留以往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借此在新条件下保存社会认同。“文化取向的抗争”是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