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积月累的名流资源终于在2008年得以爆发。在那一年，苏芒通过一个奥运赞助商牵线，她与她的市场部总监景璐每天等在奥组委门口，最终拿到在奥运期间申办活动的资格。“其实这个资格并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奥运之前，有一场演唱会发生塌台，上面把这一切都禁止了。”苏芒回忆。

2008年，这场少有的在奥运期间举办的非官方活动星光熠熠，除了奥组委的官员、众多明星，还有奥运为她带来的邓文迪、布莱尔等国际级名人，他们使得芭莎慈善夜一夜之间为整个中国所知。

随后两年里，苏芒继续把她的活动与国家大事紧密结合在了一起。2009年，她把慈善夜放在了60周年国庆期间长安街一家顶级酒店里，2010年则在上海世博园内。这三年成为芭莎品牌收获巨大知名度的三年。

“这是她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芭莎的市场总监景璐说，“她想的不只是这能卖多少钱，而是能产生多大影响力。她不是一个专门做杂志的杂志人，更像一个领袖或政治家。”

专业之外的选择

与所有在中国取得成就的企业家一样，苏芒在创刊初始，便以一个在落后境遇中渴望成功的人的欲望洞悉了中国。

在欧美，时尚杂志的产生与时装设计师、专业模特、时装评论、灵感缪斯等时装工业的相关部分相伴产生，根植于时装工业，时尚杂志起着设计师推荐、时装教育、购买指南，以及潮流上的判断等专业作用。但在90年代初的中国，时尚杂志远比时装产业的其他部分更早地登场了。在它们诞生时，中国甚至没有真正的设计师、模特以及规范的时装教育。

在一个时装工业没有确立的时代，苏芒本能地明白，时尚杂志在中国的意义与欧美截然不同。在一个人人渴望富有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杂志更多代表的是一种对现代化的梦想或者欲望，一种对浮华生活的期待。

苏芒忠诚于自己的欲望，她更多以这种欲望而不是以时装去理解时尚杂志。因此，在《芭莎》上，你能看到那些在国外时尚杂志上无法看到或者并不重要的气质与内容被刺眼地放大了——它们是励志故事，商界女性，金钱崇拜，甚至是国学。当苏芒决定让更能代表美好生活的明星而不是专业展示服装的超模登上这本杂志的封面时，《芭莎》更多地在中国幻化成为一种价值观的产物。

“刚创刊时，我更多地把《芭莎》理解为一类视觉杂志，但苏芒不同，苏芒则喜欢在精神与价值观的层面去解释它。”《芭莎》的执行主编沙小荔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