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容易过正。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由右朝“左”偏航。

作为三常委之一的李维汉，晚年写下《回忆与研究》一书，很深刻地道出当年批右出“左”的原因：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

除了这种“‘左’倾情绪”外，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的动力……于是，盲动主义代替了投降主义。[1]

28岁的瞿秋白上台之后，深感共产党在武汉的基础太差，便于9月底和郑超麟一起坐长江轮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隐居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延安中路）民厚南里。从此，中共中央也随瞿秋白迁回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阴影依然浓重地笼罩着上海，处处谈“共”色变，密探的眼睛，日夜在那里“扫描”，巴不得盯住每一个“赤色人物”。

全国中共党员锐减，从中共“五大”时近6万人，一下子直线下降到1万多人。

心急似火的瞿秋白却这样深信不疑：“在较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涨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瞿秋白要在中国点起暴动之火。他的头脑在膨胀、在发热，急于求胜的情绪在迅速滋长。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自己的“左”倾路线。

会议作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

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1]

这样，瞿秋白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城市暴动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