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跟朋友聚谈，别人说及军阀之腐败和凶暴，他每每在一侧大声呼喊“打倒”“推翻”“杀掉”。

他恨不得把旧世界在一个早上推翻掉。正因为这样，他的同志们都熟知他的火急的脾气，竟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一次是在安源，谣传罢工失败，李立三去刺杀军阀赵恒惕未遂而牺牲，他的同志们很快信以为真，周恩来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又一次，他参加南昌起义，传说他跟敌人拼杀，血染战场。于是，又为他开追悼会，主持人依然是周恩来！

在批判了陈独秀的“跪着降”之后，李立三越发激动起来，日渐“左”倾。

1928年6月12日，斯大林会见前来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负责人时，便和李立三有过小小的争论。

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军装，一双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会见中共领导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

斯大林在分析中国形势时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

可是，李立三发言时，却说：“中国还是处于高潮。”

斯大林摇头，拿起一张纸，用红铅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间的低凹处说：“中国革命正处于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的，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

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准确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

那个年月，“左”是流行病。共产国际也“左”，周恩来有时也“左”。不过，周恩来毕竟稳健，经验远比李立三丰富，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来约束。诚如李维汉所言：“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2]

周恩来刚走，李立三便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鼓吹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腹，还不能置它于死命。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1] 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30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