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罗章龙走上了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之路，进行分裂活动。周恩来出面找他谈话，无效。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此后，罗章龙在湖北、湖南等地大学任教授。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生活在北京。笔者曾两度访问过他，当时他虽年已九旬，但记忆力仍然很好。

罗章龙曾风趣地对笔者说：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扳着手指头历数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第一个是陈独秀，第二个是瞿秋白，第三个是李立三，第四个是我……其实，说来也有“缘分”，陈独秀有个“独”字，“一”的意思；瞿秋白的瞿字有“双”目，也就是“二”；李立三有个“三”；我呢，那罗字头上顶着个“四”！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瞿秋白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他在《多余的话》中，曾以沉重的笔触，写下这样一段悲怆无比的话：

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50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193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常委。此时，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尚在从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至1月中旬才到达上海。王明虽未进入常委，但这颗“新星”在米夫支持下已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实权。

[1] 据1998年1月18日罗章龙之孙女罗星元寄给笔者的罗章龙生前回忆笔录。论资历，作为中共“一大”主持人的张国焘，本来不把王明放在眼里。在莫斯科时，张国焘还曾跟王明闹过矛盾。此时，张国焘见王明踌躇满志，便在党内刊物《实话》第13期上发表文章，吹嘘起王明来：“陈绍禹同志等是坚持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性的派别成见……他们或明或暗地反对所谓的陈绍禹派，这是借反对所谓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的“陈绍禹派”亦即“王明派”，是何等的得意，何等的不可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