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上海大学成了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该校建有中共组织，博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许多著名共产党人。

翌年10月，19岁的博古突然被淞沪警察厅逮捕，但因查不到什么证据，第二天获释。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学习。

于是，博古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米夫的学生，成了王明的同学，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莫斯科的四年留学生涯，为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打下了基础。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出现在博古面前。

这位女性原名刘琴仙，参加革命后，她嫌这名字不够“革命”，取其谐音，改为刘群先，“群众先锋”之意。她是博古的同乡，无锡的女工。她的出身颇苦，从小死了父母，自己做童工维持生活。她先是织发网，后来成为纺织工人，投身工人运动，以至成为“群众先锋”——女工领袖。于是，她作为中国工会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

刘群先不懂俄语，中共党组织指派了一名留学生充当她的翻译。这位留学生，正是博古。

异国遇同乡，他俩用无锡话交谈，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一见如故。

就这样，他们彼此深深相爱了。

1930年5月，博古回国不久，就和刘群先结为伉俪。那时，刘群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

翌年，24岁的博古，由于历史的机缘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共同战斗”的友谊，王明也就不会视他为心腹，不会把夺得的中共中央大权交给这位无锡小伙子。

博古，只在上海大学学习了一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年，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

这样一位“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出于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领袖的地位。

政党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十岁”，还是一个幼年的党。

综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史”，可以看到，自从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不视事”起，至1931年10月18日博古上台，频繁地在更换领袖，简直像走马灯一般：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这中间，曾经一度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还有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维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