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根·凯利自称是千禧一代，是美国的80后。她2004年加盟Facebook，2013年退出，马上于5月18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亚里士多德不会在Facebook上和你交友》，批判社交媒体的肤浅。

她在文章中指出，Facebook的用户平均有142个好友，有的甚至好友多达500个。但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告诉她：一生中真正的朋友用五个手指头就可以数过来。如今的社交媒体，真能让年轻一代拥有那么多朋友吗？在她看来，这种网络好友绝大多数属于虚拟。

她回到亚里士多德对于友谊的论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情需要一定程度的爱才能成立。但是，我们有谁真正热爱Facebook上的好友呢？恐怕很少。但是，我们花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时间，去追逐那些我们很少接触的好友，冷落的则是我们所爱的人。亚里士多德称这种追逐自己并不熟悉的人的友谊，往往是被有用的动机所驱动，是商业性的动机。我们经常听到“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等，讲的都是这类的友谊，或者说是虚拟的友谊。

这让我想起2013年的几起恶性事件，先是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林某投毒杀死了室友黄洋，据说是因为室友之间因为分摊水费的问题反目，事前林某和黄洋都到社交媒体上取消了彼此的好友关系。接着又有一个学校的学生回宿舍敲门，仅因室友开门晚了，一怒之下竟把对方捅死。有网友分析，迟迟不开门的室友一定是在那里玩游戏欲罢不能。诸如此类同室操戈、相煎太急的案例不断发生，一时间网络上掀起了“谢室友不杀之恩”的浪潮。当然，这些偶发事件缺乏统计学的意义。但马上跟进的调查显示，近七成大学室友闹过矛盾，据称主要原因是生活习惯不同。当然，这样的调查，恐怕都有样本不够、方法不规范之嫌。但是，我们凭借各种渠道的信息，大体还是能够感受到，当下这代年轻人同室操戈的问题确实相当严重。否则，公众对此根本不会关注。

这也让我想起自己1979至1983年间上大学时的情景。当时我们六位室友，分别来自山西、内蒙、河南和北上广，年龄从32岁到17岁不等，农村城市各半，有应届生，有工人，也有下放的“现行反革命”。要说生活习惯，按理比现在背景越来越单一的大学生之间的差异大得多。然而，四年之间，大家生活在那么小的空间，气氛非常融洽，从来没有出现过大问题。30多年下来，五个手指头数得出来的朋友中，绝对有室友的位置。今天的年轻一代究竟怎么了？

当然，我必须注意不能一竿子打死一代人。这里必须指出，我所讨论的仅仅是年轻一代中的一部分人，哪一代都有些难以相处甚至反社会的人。我们读大学时，室友之间的矛盾也并非多么罕见的事。但是，不同时代的风尚、技术环境，可能会使那些难相处、反社会的人具有某种时代特点，或使得更多的人变得更难相处。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

在梅根·凯利看来，社交媒体没有真正的社交，很难结识有价值的朋友，甚至可能使人变得更加自我中心，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比如，那些用Facebook的人，更多的不是为了友情，而是自我推销。这种游戏玩多了，就容易自我膨胀。用威尔斯利学院高中的英语教师戴维·麦卡洛曾在网上大红大紫的话说：“登山是为了看世界，而不是让世界看你！”但“自拍的一代”运用网络，往往是让世界来看自己。如果几个室友都是一副让世界看自己的心态，不发生矛盾才怪。

室友之间习惯不同就关系紧张？回想我当年上大学时，作为从来没有出过北京一步的高中生，一下子突然和那么多背景不同的人一起生活，那岂不是超越自己狭隘的都市高中生活经验的突破口？这本身就让人兴奋不已！换句话说，那时的自我是幼嫩的、开放的、成长中的，通过和别人的碰撞不断充实。这是登山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