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国内的报道，被青年猝死的新闻所震惊：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心脏性猝死的人数多达55万，即每天至少有1000多人。另据媒体报道，1998年北京市120急救转运救治的中青年猝死者有80多名，到了2011年猛增至270多名。2012年4月，在深圳，11天之内猝死的病例共16起。这其中14人为男性，2人为女性；其中8人还不到40岁，最小的只有22岁，中青年占了猝死的一半。据南宁市120急救中心统计，同样在4月，25天里就接到了28例猝死的案例，比往年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28例猝死者中80%是男性，年龄主要集中在30～50岁……

由于目前尚缺乏系统的统计调查和数据分析，我们很难就这些不幸的事件下结论。不过，这么多的案例，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多发生在中青年男性白领中，这就足以促使我们启动常识进行分析。

许多观察家和医学专家都指出，这些猝死的人群，大都是因为长时间的工作，节假日不停地加班，生活压力甚大，最终力不可支，很像是当年日本高增长时期的过劳死。读报纸上具体的案例，这些人在高科技或互联网领域特别集中。再联系最近几年一些著名的企业家的英年早逝，我们不能不联想到西方所谓的高位压力的概念。

心理学家们早就注意到，穷人除了生活压力外，还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人们一直相信，在脱贫以后，顺着社会的阶梯越往高爬，成就感、满足感就越大，心理压力随之减少。但是，许多心理学家还发现了相反的现象，即所谓高位压力：高薪、豪宅、孩子的名校，这些本来应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许多人因此付出了巨大的心理代价。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斯奇曼研究了来自不同收入阶层的1800位美国人，后来又把研究扩大到6000位加拿大人身上。他发现，那些教育水平比较高、职业地位比较高、中高收入的阶层，往往经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

这种压力从何而来？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归纳出三个典型因素：第一，高位者中工作狂特别集中，喜欢没日没夜地拼。第二，真有了高位，就有了权力，权力是用来管人的，进而必然引起各种人际冲突。第三，高位者在社会生活上攀比，比如住好房子、开好车、孩子进名校，这些本来是个人的选择，现在则成了义务，好像不这样，自己就不是个人物。当然，这三个因素加起来，又形成了另一个也许是更大的压力：在竞争中想赢怕输，弦越绷越紧，最后可能断掉。

以上归纳，当然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有限群体的经验，未必能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但是2012年夏天我回国一趟，接触了不少人，觉得在高位压力方面，中西方多少有些共通之处。要知道，高位压力未必局限在身居高位的群体中，那些希望登上高位的人，这种压力也特别大。比如，在年轻人中往往流行一句话“等我有实力了”，这其实和“等我地位高了”并无本质区别。这么多人都说同样的话，反映出强烈的群体期求。这个群体的人工作特别玩命，也是顺理成章的。

另外，在中国真有地位的人，以我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爱耍“高位脾气”的比较多。这未必限于几个大老板，从城市居民对保姆、食客对服务员的态度，都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几乎形成了文化习惯。耍“高位脾气”的代价，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嫉恨和冲突，心理压力的陡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