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朗兹当时是海军陆战队预备役少校——2005年他以中校军衔退休——参与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调查任务。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特别感兴趣，我俩很容易就找到聊天的话题。我还注意到他每天午餐时就溜出办公室，闭口不谈去哪里了。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去参加弥撒。贝朗兹在我皈依天主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1991年3月，我跟随他访问萨格勒布，见到了克罗地亚的领导人，他们讨论了脱离由塞族主导、共产主义统治的萨拉热窝的计划。我记得自己参观了城里的一家大医院，看到了一排排受伤的克罗地亚人。

之后那个月里，我陪同贝朗兹前往尼加拉瓜，调查关于在该国发现大屠杀地点的报道。尼加拉瓜人权协会认为丹尼尔·奥特加一直在谋杀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奥特加1979年领导的军事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了尼加拉瓜政府，然后他就上台掌权。在首都马那瓜，我们不得不甩掉一个来自桑地诺阵线开着苏制拉达车盯梢的人。出城向北驱车一个半小时，我们在农民的引领下来到一处偏僻的延绵起伏的山坡——那里有令人发指的证据。我们看见几十具农民的遗体。他们手腕被绑，头部中枪，都被扔进坑里。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些碎骨头，一堆堆破碎的头骨在地上瞪着我。

我从尼加拉瓜回国八天之后，琼和我就站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圣玛丽天主教堂的圣坛前。那年我21岁，琼23岁。我们所有的亲友都出席了婚礼。准备婚礼最忙的那段时间，我在国外倒是省心，对此琼可能有点不满。尽管如此，我俩都为能在1991年4月27日结婚而兴奋不已。

婚后不久，我在国会的实习结束了，琼和我就去度蜜月。我们先去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我们称之为“波罗的海解放之旅”。从那里，我们又去了贝尔格莱德以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萨拉热窝和莫斯塔尔。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的中世纪石筑城堡让我们惊叹不已。我们甚至在北非兜了一圈才返回密歇根。随后，我在希尔斯代尔读完大学四年级，仍然是志愿消防员——仍然喜爱潜水和飞行，还有狩猎——但是我需要完成更重要的使命。

这也是我下定决心要遵守的承诺。在海军学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第一次了解到海军的海陆空三栖突击队——也就是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海豹突击队。在安纳波利斯的退学面谈中，我告诉学籍管理主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并且不需要学院的帮助。他对此嗤之以鼻，我只是点点头。所以从希尔斯代尔毕业之前，我向海军候补军官学校提出了入校申请，这是我重返海军必须要采取的第一步。“我们在海军只待几年，好不好？”琼说道。

美国有八支作战的海豹突击队，每支突击队由六个排组成。一个排有16名海豹突击队员——2名军官、1名军士长，还有13名战士。我被海军候补军官学校录取之后，就立刻投身训练：每天游泳数小时，增加做引体向上和俯卧撑的数量。在海豹突击队里，训练的要点不是你能举起多重的东西，而是你在陆地和水上如何自如地行动。每位海豹突击队员都必须是武装泅渡、高空跳伞、航行、爆破和其他一系列技能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