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结束后，我们在科罗纳多只待了几个星期。琼要在当地一所小学教完余下的课。我是已婚军官，不住在基地里；我们在城里的家就成为其他受训人员所熟知的“探戈旅馆”。在最后这几个星期里，琼遵循她母亲的意大利传统，给我所在班的海豹突击队员们烹制了好多千层肉酱面，量大得惊人。她在家里是性格外向的人——她能够也的确跟任何人交朋友。她带修女、军官和学校同事来家里吃饭，和大家谈天说地直到深夜，话题从时尚到哲学无所不包。虽然我在泥地里摸爬滚打几天下来精疲力竭，我还是喜欢在家里边擦靴子，边看琼让一屋子的人为之着迷，直到我困得睁不开眼为止。

1994年12月22日，我的女儿索菲娅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比奇，她是我有幸拥有的七个漂亮孩子中的老大。一年前，我加入海豹突击队第八分队，琼和我当时就举家搬到这里。在索菲娅的洗礼上，神父邀请她的祖父在她的额头上画十字。我记得父亲用一根很粗的指头在我女儿的脸上比划着，当时父亲已经63岁，但仍然仪表堂堂。他专程从密歇根赶来，看上去精力和以往一样旺盛。可是不知为何，送别他时，我三番五次返回去跟他说再见。我亲吻了父亲。“爸爸，我爱你，”我说，“我很想你，我都等不及想再次见到你。”

洗礼四天之后，即1995年3月2日，埃德加·普林斯离开公司总部高管餐厅，走进电梯，然后突发大面积心梗。一刻钟之后，员工们才发现他，但为时已晚，他再也没有复苏。我的英雄就这样离我而去了。

之后的几天里，霍兰镇降半旗志哀。那时普林斯雇用了大约4 500人。公司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对当地报纸表示：“大家觉得自己就像他的家人一样。当听说这个噩耗时，我都哭了，虽然我甚至都不怎么认识他。”1 000多人来到基督纪念归正教堂出席父亲的葬礼。“埃德·普林斯并没有缔造一个帝国，”加里·鲍尔后来给家庭研究会的成员写道，“他缔造的是一个王国。”

在父亲的葬礼上，我回想起在索菲娅的洗礼上与他相见的情形，想起琼问他身体感觉如何。“你知道的，”我父亲说，“我就是感觉不大对劲儿。”父亲可是个永远都很乐观的人，我意识到那可能是我第二次听到他这么说。

葬礼之后不久，母亲就召集家庭会议，讨论如何处置父亲留下的颇为丰厚的遗产。我在内华达州法伦参加的为期数周的战场搜救训练刚刚结束；我向指挥官请了假，两名海军战友开车把我送到机场。不过，这不是一般意义的送机。我母亲已经派了一架飞机来接我：这架中型公务机属于父亲的机队。它降落在法伦机场，朝小航站楼滑行过来，我们三人站则在航站楼内。海豹突击队中没有人了解我的家庭背景，我喜欢这样，我跟其他人一样赢得了周围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可是，这架飞机尾部有我父亲的特选号码，那组号码以巨大的字母EP（我父亲姓名的首字母）结尾，当这一切完全映入眼帘时，我也吃了一惊。飞行员们停止滑行，从机舱里走出来。

“你好，埃里克！”他们朝我打招呼。

我的战友们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终于，有一位战友脱口而出：“要是你不在海军，你就可以退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