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能真正了解在农业和畜牧业发展以前，狩猎—采集式的生活方式是如何或通过哪些步骤而逐渐消失的。也许，最初正式驯养动物是想借以引诱他们猎区内的野兽，随着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人们才逐渐发现这些动物的其他用处。毫无疑问，这些创造者并没有预料到驯养野兽会改变他们由来已久的习惯。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观原因几乎难以猜测，因为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整个关系浸透在奇妙而不可思议的观念之中。把捕获的野兽杀了祭神是某些狩猎民族宗教活动的内容之一。他们希望通过定期的、丰富的祭品来祈求神灵保佑他们打猎成功，而保护和饲养牲畜以备将来宰杀似乎是弥补日益短缺的野生动物来源的唯一办法。

能肯定的一点是，中东的居民在其农业发展初期就成功地驯养了山羊、绵羊、猪和牛，从而维持甚至可能扩大了肉类和其他畜产品的供应。可以设想，甚至在农业引起的人口增长超过单纯依靠狩猎、采集所能维持的那种水平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驯养动物，但即便如此，在猎手们发现他们日常的捕猎收获越来越少之前，饲养家禽和家畜一直没有占据重要位置。如果狩猎可以继续提供与通常数量一样的肉食，那么何必要放弃这种世世代代传授下来，并且被坚定的宗教和道德价值观视为神圣的谋生方式呢？

中东出现的上述情况说明，一旦农业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新的耕作集团所需物资装备的范围就会迅速扩大。分层考古发现的新式装备反映了当时明显的突变，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历史遗物的空缺，但新的日常生活必定需要新的工具和方法，人类对这种新的需求反应较快。不难想象，从狩猎向农业和畜牧业的巨大转变定会把人类的创造力从旧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新遇到的普通阻力会暂时减少，直到一系列辉煌的发明创造和对旧方法的改进能够满足新生活的需要并为之打下基础之后，才又一次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习惯模式：即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社会。

考古学使我们能了解一些这种社会转变中技术和材料方面的情况。农耕和畜牧业是与酿酒、纺织、陶器以及磨光石器的制作联系在一起的。某些前陶器时期的遗址中已经发现有农业的痕迹，毫无疑问，在中东的原始农业社会发明和采用一整套完善的、被考古学家们称为“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之前，一定已经历了数百年时间。

一旦人类群体开始依靠谷类食物为生，其成员会自然而然地扎根在他们所生活的地点，而改变狩猎经济时代那种游徙不定的情况。在作物生长季节，群体中至少有一部分成员必须看护农田以防动物啃食。即使在其余时间，由于搬运收获的粮食任务较重，再加上原来的农田需要整修，还要开垦新地，就使得该群体中的妇女几乎一年四季都得留守在固定的地点。

由于永久定居生活的形成，人们有可能积累起一些庞大、沉重、易碎的家庭用品。例如，泥罐就比较适用，代替了过去用动物毛皮、葫芦壳、柳条制成的既轻又不易破碎的容器。最初在式样上与原先的东西差别很小。很多早期的陶器似乎是用黏土从篮子和葫芦上脱胎制成的，可以想象人们设法在原来的容器外面涂上一层防火防水的黏土，以便烧煮让人感到新奇的麦粥，于是就出现了第一批陶器。烤肉毕竟可用木签，但煮谷类食物则需要一种既不怕火又不漏水的容器，一句话，就是需要一口锅。

迄今所知最早的布的痕迹出自新石器时代遗址。这并不能证明以前人们不知有布，因为织布也像制罐一样，以旧石器时代的编篮技术为先例。但是，即使当时的人熟悉编织技术，由于可供使用的纤维太少，也不能大量织布。直到开始种植亚麻，饲养的动物也可以提供毛发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农业和驯养动物扩大了纤维的供应，从此，织布对人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起了重要作用。

磨光的石器，尤其是石斧，是每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标志。燧石片经加工琢削可得到锋利的刃，很适于制作猎人所需要的箭头、小刀和刮刀，但这种燧石易碎，如用来剥树皮、砍树枝或伐倒树木，就很容易损坏。合用的斧头只能用较坚韧的石头来做，而这种石头用传统敲击的办法不能变成所需的形状。直到人类又发现了更硬的石头媒介物并采用粗切和磨光的办法后，这个难题才基本解决（这种方法早先长期用于骨和角的加工成形）。因此，磨光的石斧和其他工具就成了农业居住地的特征。磨光的石斧与先前的燧石工具之间差异明显，使考古学家早在弄清工具制作技术与社会变化后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之前很久，就把这些遗物命名为“新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