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中秋节前一天，在北京听民谣歌手周云蓬、小河唱歌。盲歌手周云蓬是当今“中国新民谣”动见观瞻的指标人物，小河则是搞团出身，曾是厉害的独立摇滚乐队“美好药店”团长。他俩是相知多年的哥们儿，经常一起演出。我这几年反复听他们的唱片、上网找演出实况看，神往已久。这天，我总算亲眼看到了他们的表演。

舞台搭在草坪上，围着几幢样式雅致的西式楼房。这里是北京城的心脏地带，地处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北临东交民巷，曾是清末民初的美国公使馆。一九○○年庚子拳乱，义和团曾经围攻这个聚集洋人的街区，烧掉了比奥荷义四国使馆。此后历经辛亥革命、对日抗战、国共内战、“文革”，街区地貌屡遭破坏，东交民巷一度更名“反帝路”，洋人盖的楼房亦被目为帝国主义侵略象征，被红卫兵砸拆。但那些暴力的攻击，恐怕远远比不上后来城市发展的威力：一九八○年代以降，许多老使馆都因道路拓宽与都市更新被拆了个精光。这几栋一九○三年盖的旧美国使馆楼房倒是幸运逃过劫难，修葺装潢之后，如今是北京最高档的艺廊。

老周和小河一人一把木吉他，中间的矮几摆着两只纸杯、一瓶女儿红—老周本籍辽宁，这些年云游四海，去年决定在江南的绍兴落户安家。他总说：他是为了黄酒而决定在绍兴住下的。初秋雨后的北京已有凉意，我坐在徐徐的风里，让琴声与歌诗像海浪一样层层扑上来。脑中萦绕不去的竟是上午参加的一场讲座，一位大学生恳切而焦虑的提问。

那是出版社举办的系列论坛活动之一。早上九点半的活动，天没亮就有几百人排队等领入场券，人龙一路排到了隔壁北京公安局门口。毕竟是京畿重地，安保人员神情紧张，频频探问排队者这是在疯什么。我参与的那场座谈，主题是“民国”—这几年彼岸文化圈有所谓“民国热”，重新认识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文人群体经历，重新评价“民国时代”政治、社会、文化种种，做出许多迥异于制式说法的“翻案文章”。“民国范儿”甚至成为此间文人最高级的恭维之辞，意指很有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学养与气度。所谓“民国热”，对彼岸知青来说也算一场“大补课”。对照此岸“民国百年”，官家主导的那些贫乏而尴尬的活动且先不提，民间自发的论述亦十分冷清。显然各自面对“民国”这件影响至大的历史现实，两岸文化人的好奇与焦虑并不在同一座天平上。

我不无心虚地和德高望重的学者、作家、媒体人一块儿坐在台上，底下黑压压几百人，放眼望去，几乎都是二十啷当的青年。轮到发问互动的段落，众人争相举手（我在台湾讲演可谓多矣，通常年轻人不好意思公开提问，总在最后私下跑来问两句），那个接下麦克风的年轻人站在最远的后排，看不清面目，声音却中气十足：

请问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道路，应当往何处走？

我忘记这问题是哪位贤达接下，也忘了他的回答（我很早便明白：愈简单的问题答案往往愈复杂，反之亦然）。而我脑中确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浮出这样的句式与意象。让我震动的是那青年人的诚恳和焦躁。仿佛再不给他一张奔向自由平等博爱之路的单程车票，他就要发疯、要爆炸了。

周云蓬的歌也引过美国“垮掉一代”诗坛祭酒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名句：

我看到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在草坪围绕的舞台上，老周即兴把这句唱白延伸改编，融入时事，让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不仅毁于疯狂，亦可毁于车祸、沉船、毒牛奶、假新闻……演出接近尾声时，老周说：今天是九一一恐怖攻击十周年，让我唱一首融合了宗教的和谐之歌吧。然后他俩唱起一首即兴的歌谣，从“哈里路亚”到穆斯林祷辞到梵唱，再接到“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然后两人用漂亮极了的和声，唱起《茉莉花》。老周在唱到第二遍时改了词：

好一朵美丽的敏感词，好一朵美丽的敏感词

芬芳美丽满枝丫，又香又白人人夸

让我来把你摘下，只怕没人敢拿……

而我仍然在想着那个满心“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孩子。

我想起自己的十八九岁，社会正满涨着“后解严”的兴奋与紧张。我亦曾和同样年轻愚騃的友朋激切论辩家国大我，亦曾期待寻得《九阳真经》，一举解决所有问题。当年我必然也向尊敬的前辈提过类似的发问，然而现在我已渐渐明白：重点从来都不是如何获取“通关密语”，而是听懂自己的问题。

一群群年轻人聚在草坪上，或站或坐或卧，聚精会神听着歌，仿佛那音乐埋伏着启蒙的咒语。我想着自己在他们那个年纪提过的问题，不禁感到了久违的惶惑。

二○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