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很多小的、独立的信息记录系统。这些系统，就单个而言，它们可能无关痛痒，甚至是很有用的、完全合理的。但一旦把它们通过自动化的技术整合连接起来，它们就会渐渐蚕食我们的个人自由。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美国隐私研究委员会，1977年

1965年，人类的计算模式还仅仅处在第一个阶段——主机时代，这种危险和担心就开始初现端倪。

那个时候，现在白宫的行政管理预算局（OMB）还叫预算局。

预算局提出了一个简单、大胆、在当时堪称革命性的创新计划。

该局建议，联邦政府应该成立一个统一的“数据中心”，把政府部门所有的数据库连接、集中、整合起来，建立一个大型的数据库。预算局相信，这不仅能节约硬件成本，还能提高数据管理、查询和统计的效率；此外，通过部门之间的数据对接和整合，还可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减少数据的错误。

预算局甚至为这个计划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人口普查局、劳工统计局、税务局以及社保局等4个数据密集型部门先行一步，首先将数据库连接起来，其他各个部门的数据库逐步纳入，最终的目标是，以公民为单位，为全国每一个人建立一个数据档案，这个档案将包括每一个人教育、医疗、福利、犯罪和纳税等等一切从摇篮到坟墓的数据记录。

预算局将这个大型数据库称为“中央数据银行”。

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IAS）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研究机构之一，它的特点，是可以不屈从任何行政的任务和资金的压力，自主开展纯粹的科学研究。时任该研究院主任的是凯森教授（Carl Kaysen），他盛赞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计划。凯森发表了专门的可行性报告，指出统一管理不仅能节省运营成本、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查询的效率，还将更好地保障数据安全。

听起来有百利而无一弊，中央数据银行的计划得到了行政圈、学术界的一致响应。

经过一年的论证，1966年，联邦政府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中央数据银行”的方案，请求拨款、开工，开创新的数据管理篇章。

新闻界也开始报道联邦政府的这个创举。

但没想到，新闻界的报道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弹。这种反弹，最后导致了这个计划的流产。

1967年1月，《纽约时报》发表了著名记者、隐私权专家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文章《不能告诉计算机》，他写道：

“当政府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和日常生活的细节都装进一个中央级的数据银行，我们将受控于坐在电脑机器前面的那个人和他的按钮。这令人不安，这是一种危险。”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是一个成立于1920年、位于纽约的公益组织，它的目标是利用法律的手段维护公民的权利，隐私权正是ACLU关心的重点。对于中央数据银行的计划，ACLU强烈反对，并发表了一系列的声明和调查。

哈佛大学也对这个计划开展了专门的民调，其调查的结果表明，56%的美国人担心自己的隐私会受到侵害，明确反对这个计划。

一时间，曾经赢得了各方赞誉的数据银行计划在国会的讨论中陷入了泥沼。

此后，美国国会对此召开了一系列的听证会。1968年，众议院隐私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作出结论说，该计划无法保证公民的隐私不会受到侵害，不予批准。

但这只是一个中断，甚至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此后的几十年，随着数据库越来越多，类似于“中央数据银行”的计划不断改头换面，在国会发起冲刺。美国各界对其的讨论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并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

支持的一派以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为主，这个阵营认为，现代经济依赖于大规模的数据整合和交换，统一集成的中央数据库，将提高经济效率，方便大众的生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不二选择。

反对方自然是隐私至上的信奉者。他们认为，在信息时代，无论是个人的日常消费等琐碎小事，还是事关健康、教育的重大决策，都会在各种各样的信息系统当中留下“数据脚印”。这些“数据脚印”，保存在不同的系统中，可能无伤大雅。但如果建立起中央数据银行，通过数据整合和信息加总，就可以再现一个人生活的轨迹和全景，各个系统之间的数据可以彼此印证、互相解释，个人隐私就无所遁形。

隐私学学者认为，这种信息加总和数据整合，无异于一种监控，准确地说，是一种“数据监控”（Dataveillance），其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害，无异于《一九八四》中的电幕。进入大数据时代之后，甚至有专家提出：大数据就是老大哥！（Big Data is Big Br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