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帝国既以强大的征服者的姿态，拥有暴力统治的基础，又根据中国传统皇权，驯服了中国的文化精英。在这种背景之下，满清时代的文化活动，毋宁也是在皇权的掌握之下。康、雍、乾三代，朝廷发起的文化活动，一部分是压制明代开始的阳明学传统，另一部分则是严防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清运动。明末清初，中国读书人发展出了自由心态，并且对过去的历史展开检讨，例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和顾炎武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凡此，满清政权都不愿发生；王船山《读通鉴论》中提到的反清的民族主义，和吕留良等人主张的复明运动，更是受到强力的排斥和压制。

满清皇室一方面以修《明史》的名义，抓住对明清递换之际的历史解释权，取缔民间修撰的明史稿，发动大规模的文字狱，吓阻汉人再做同样的尝试；另一方面，政府主动编撰大型的丛书，例如《四库全书》，以这个方式选择性地排斥不利于“夷狄”的记载。这些大型的编撰工作，发动了大量学术精英参与，借此将这些儒生笼络于政府掌握之下。乾、嘉以后朴学大兴，儒生的精力都集中在考证和校勘上，致力使经典回归原来的面貌。这一活动，在好的角度说，是排除后世对古代经典的扭曲和脱落之处；换一个角度来看，致力于还原经典的原貌成为学术主流，对于经典的阐释就无人再做努力。于是，经典的意义永远保留在原典状态，不再有因时俱进的解释和开展。经典固定了，不断更新经典意义的活力也就丧失了。儒家经典只停留在朱学的解释，也就是伦常纲纪的意义，对于统治者而言，乃是最有利于肯定忠君思想和伦理观念。

经过清初百余年皇权的强力干预，中国的儒生都成为俯首从命的书呆子。明代留下的经世传统，只存在于颜元、李的实用之学中。汉代今文学派以下，对于宇宙论和历史发展论的解释，只是不绝如缕而已。儒家传统的结晶化—也就是僵化—持续到晚清，恰当中国面临文化危机的时候。在将近两百年之久的时间里，中国文化缺少开展的活力。这一特色，可以见之于清代的艺术：例如清代绘画的主流几乎都是模仿过去的作品，山水画画家“四王”的作品缺乏创作性。又例如，清代的瓷器和家具，多姿多彩而繁琐，失去了明代青花瓷和明代简单线条的家具那种素雅的艺术风格。在主流以外的艺术圈，例如“扬州八怪”等人，却发展了一些新鲜的主题和风格。

在文学和表演艺术层面，满清时代的成就乃是小说和京剧，两者都是主流以外的边缘人物创造的成就。文学领域里，民间说书人为小说提供素材，而且由此创作了一些长篇著作。曹雪芹当然不是民间的说书人，但是他也不属于当时文化界的主流。现在成为中国传统舞台艺术重要形态的京剧，乃是一批徽班演员撷取了昆曲、汉剧等地方戏曲的精华，综合为复杂而优美的舞台艺术。凡此例证都指向，政治力量的高压与收买固然驯服了文化的精英群，那些边缘地带的人物却还是可以在夹缝中脱颖而出，对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文化传统主流的儒学既然已经僵化，于是，一些民间的宗教活动从边缘出发，掌握了基层老百姓的精神需求。最值得注意者，乃是根据中亚传来启示性信仰发展而来的白莲教。这一个教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民间道教、佛教和摩尼教。在元代末年，最大的一支抗元武力就是明教的教徒。在明代，明教潜伏在民间，逐渐转化成为白莲教。乾、嘉时代，白莲教的活动从川楚到山东、山西都有分布，范围广大，活动频繁。乾、嘉之际，白莲教甚至曾经一度攻入紫禁城，在各处的起事也是前仆后继，成为当时主要的内乱之一。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回教，既有西域族群反抗满清的成分，也有伊斯兰教教派起事的性质。满清中期以后，频繁的回乱，从甘肃到云南，延续颇久，也给政府造成相当大的困难。规模最大的一个宗教性的活动，则是咸丰时代的太平天国。这一个冒充基督教的民间运动，实际上也是民间教派的活动，而且加上了反清复汉的族群意识。到清代快终了时，义和团的活动则将族群意识的矛头转向于反对西方力量，它本身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仍旧属于中国民间教派活动的传统一脉。这几次大规模的变乱，可说是因为主流文化的儒家留下了一片空白，无法满足一般平民的精神需求，才由民间的教派活动填补了空缺。

在文化精英群已经失去活力时，对于本国的文化，他们只是墨守成规；对于外来的文化，因为自己没有信心，也就不能开放胸襟来接受新的挑战。明代，西方文化初入中国，有一批中国的学者，例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愿意和西方来的学者对话；又如，方以智更是从西方文化的启示上发展出一些可以融合中西的想法。在满清时代，西方的影响却逐渐淡化。胸襟最开阔的康熙，自己也从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但是，也是康熙，为了大礼的争议，实质上停止了西方的传教活动。这些西方教士从此只能在钦天监工作，因为相较于中国传统天文学和中东传来的阿拉伯天文学，西方的天文学毕竟更为精确。政府限制教士们只能在首都附近活动，他们也没有机会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来往。

甚至于在武备方面，满清也采取保守态度，不再使用和发展西方的火器。如上章所述，在满清入关前后，明、清交战双方都曾使用火器。替满清做前锋的汉军部队一路征战，使用铳炮，势如破竹。在康、雍、乾三代，向北方和西方扩张时，满清的军队使用过大量的火器，其中很多是开国时汉军部队留下的武备。几次大战役，这些火器几乎消耗净尽了。在乾隆时代，进攻大、小金川，满清军队已不见重装备，全靠火枪作战。然而，乾隆认为满州武勇是以骑射为长，不应该数典忘祖，放下自己的传统。清早期的三代以后，中国没有再出现制造和修理火器的兵工厂。直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才重新接上发展火器的传统。清初十七、十八世纪时，民族国家在西方逐渐兴起，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以发展武备为要件。十七世纪初期的枪炮，和当时中国使用的火器，精密程度相差不远。到了十八世纪初，中国没有再发展，而欧洲的军火技术却已经突飞猛进。单以火枪而论，从点火线的“铳”，已经发展成用撞针敲击子弹发射的步枪。如同前章所叙述，乾隆时代，访问中国的英国代表团回国时曾报告：中国是个没有国防军备的国家。果然，在鸦片战争时，广州虎门炮台上只有平定三藩之乱时使用的“红衣大炮”，对方的则是当时最先进的海军炮！

自从蒙古打通了东西之间的海陆信道，欧亚大陆上知识的传播相当流畅。中国的许多传统工艺，例如瓷器的烧釉、毛丝织品的混纺技术，甚至于传统中药的药材，都有相当多的改变。康、雍、乾三代以后，中国的工艺基本上停滞不动。明末，西洋“水法”传入中国，水压喷泉和流水技术也被用来作为庭园和灌溉的设施。八国联军时烧毁的圆明园，其建筑的方式，包括格局和上述水法，都有西方的影响。清代中叶以后，中国的建筑技术不再容纳西方的方法和观念。

文化的闭关，恰是在清代“盛世”之时开始。到了清末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的文化时，从元明以来到清初的西方影响，都已经湮没不彰。不仅文化闭关，实际上所谓“盛世”，乃是文化活力的消沉。整个清代，除了皇室宫殿、庭园以外，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那些规模巨大的工程，主要的只有防止黄河泛滥的河工和保持漕运畅通的运河工程。中国传统上的筑路、开河、国防工程等大型的公共建设都未见进行。明末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海船制造技术，自从满清接收台湾以后，中国再也不能制造远洋的大船，其技术也停滞下来。凡此现象，都显示了，满清政权只是以威权统治中国，从来没想到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扩张和发展—这也许真的是结束的开始（beginning of the end）。

经济方面，一般人也称康、雍、乾为“盛世”。若以人口数字而论，明代本来已经有超过一亿半的人口，经过明末大乱，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到一半。满清开国时，人口大概只有八千万上下，经过休养生息，康熙时代大概又过了一亿。康熙对于自己统治中国的成就非常自满，康熙五十一年发布诏书：“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从秦、汉开始，中国列朝国家的收入，一部分是人口税，一部分是田亩税，有时再加上丝帛，作为农余生产的产品。经过康熙“永不加赋”的诏书，政府收入从此只有田赋为主，再加上特种税“榷”和过路税“关”。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单单以既有的田亩作为税基，其实是不够用的。

从好的方面看，政府不收人口税，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加快。换个角度看，自古以来，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由于人口的增长不再是政府关心的项目，官民之间也就失去了互相联系的脉络。汉代“社”和“里”的管理乃是国家机器直达到基层的体制。当官民之间不再有联系时，政府能够与民间相接触的点，也就局限于地方官和地方绅士；一般老百姓必须要经过公（地方官）、私（地方绅士）两条管道，才能够理解到“国家”的存在。传统的“天下国家”，应当是国家下面就是广土众民，现在，“天下国家”剩了一个皇上，和一群奴颜婢膝的官僚而已。

当然，人丁不再列入国家统计项目时，人口大幅增加，已有的生产资本—土地，就会不足以维持大众的生计。增添的人口，必须要有新的土地资源来养活。于是，满清增长的人口不断开发新的耕地。前面曾经说过，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与内地人口大量移入西南有直接的关系。在内地，人口从窄乡移到宽乡，其实已是常见的现象，例如赣南、皖南、湘南，这三片在南岭北麓的丘陵地带，不断吸纳黄、淮流域受困于自然灾害的人口。明末，四川的人口大量减少，所谓“湖广填四川”，就指大量移民从湖北东部、南部入川。满清将今天的东北各省视为老家，不许一般人移入，然而，山东的人口其实经常渡过渤海，进入辽河流域，再由此扩张到今天东北的全部。

这些内部的人口迁移，在明代已经开始。不过明代的移民是官家主导的，而清代这种内部的迁徙，却是百姓自发的。从清代的官书资料中，常见地方官忽然发现有成万的外来人口移入该地，于是慌忙上奏，甚至建议清剿。其实，这种忽然出现的大量新人，就是自动移到该地开荒的窄乡人口。在这一个现象下，增加的人口成为开拓田亩的生力军。田亩开拓了，地方当局可以从新开的田亩上征收田赋，这是“歪打正着”的现象：“盛世滋丁”替国家增加了征收田赋的耕地面积，因此，国家也有相当稳定成长的新税源。整体而言，国家的经济体虽然在质的方面并没有改变，在量的方面确实扩大了。到了嘉、道时期，中国人口大约过了二亿，到清末时，就到四亿左右了。由于人口增长而经济体扩大，乃是满清时代中国经济的特色。从人口与生产力的比例而论，生产力增加了，但是生活的方式和质量其实没有改善。

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出超。中国出口的项目，仍旧是以传统的丝织品和瓷器为主体，再加上向东南亚一带输出的工艺品。欧洲国家经过长程贸易，将新大陆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产品。中国吸纳了大量的白银，应当是非常富足，然而，这些经过贸易顺差而获得的财富，并没有转换成再投资的资本，反而造成了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对于丝织品和瓷器生产地的东南地带，确实有累积的财富，可是这些财富也只是支撑了富人奢侈的日常生活。北方和内地的一般老百姓，反而要承受通货膨胀、购买力不足之苦。英国发现，对华贸易经常入超，力求找到可以平衡逆差的商品。他们终于发现可以用鸦片贸易来平衡国际贸易的差额。从此开始，鸦片毒品输入中国的数字年年上涨，中国的贸易顺差从此消失，不仅农村开始凋敝，而且因为吸毒，中国人的健康也大受影响。从明代晚期开始，中国进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圈，而自满清中叶开始，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却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灾害。

满清的统治机构，如前面所说，是满汉两套重叠的官僚系统，这种体制本来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效率。也如前所说，那些经过科举进入文官体系的儒生，学习的是僵化的经典，畏惧的是不测的君威。他们习惯于唯唯诺诺，不做积极的抗议，只是顺从意旨，以保富贵。当然也有些能干的官吏，可是在大潮流之下，少数优秀的官员难以发生作用。从乾隆时代开始，当国用不足时，政府往往以捐纳作为筹款的手段，捐纳的报酬可能是虚衔，也可能是实质的官职。尤其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政府的正常税收完全不足以应付国用，捐官的收入成了政府筹款的常态。政府之内充满用钱财买官得到职位的人员，这样的政府机器，不可能有正常操作，更不要说具有应对内外危机的能力。清末内忧外患，正是必须要因应新的情势、做重大改革的时候，可是，满清政府以及社会文化精英，都已不能担起扭转局势的任务。

综合而言，满清二百多年来的统治，从表面上看来虽然一样是征服王朝，满清疆域扩张到极限，几乎超过了汉、唐最盛的时代，两百年人口增加的幅度也是史无前例。凡此所作所为，似乎满清比蒙元高明。实际言之，蒙元的高压统治只是一味地使用武力，并没有机会严重地伤中国的文化基础，中国的基层社会在蒙元时代还保留一些独自运作的能力。满清统治，看来是一个天下帝国的格局，其实是将草原上的力量结合为一片，通过威胁和利诱恩威并施，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扭曲，也使汉代的“天下帝国”所植根的基层涣散，不再凝聚。那二百多年，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开展的阶段，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文化、经济“三位一体”，经过两百年来的伤，再也不能有参与全球性大转变的机会和能力。中国在皇权体制下，结合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和精耕细作的农业/市场经济，有过两千年之久的不断调节、不断成长的过程，蔚为世界主要的政治/文化/经济共同体之一。明、清二代，竟见到古道、瘦马、西风、残照的晚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