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衡量人伟大的公式是amor fati（热爱命运）：他不要任何事情有所不同，不管是过去、未来还是永恒都一样。也不只是忍受必然之事，更不是隐瞒它……而是爱它。

——弗里德里希·尼采，《看那这人》

生平第一次，我全心接纳整个宇宙亲切的无动于衷。

——默尔索，见加缪的《局外人》

哲学家要谈论正义，相对容易：与主题保持距离，将其抽象并简化为一种理论，毫无结果地争论着权利与需要、应得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其他主题可没那么容易谈论。我认为，其中最为困难的主题，是人类苦难这一可怕事实。哲学的快乐敢于面对悲剧的现实吗？

这里，我们不妨猜想，哲学之所以追求形式化和“干瘪”，是有其隐秘动机的。人类苦难就其本性而言，绝不会是“干瘪的”。“哲学性”这一表达，通常被用以指称一种通过思想处理不幸的能力，但是，有了专业面貌的哲学却不愿面对既困难又敏感的悲剧问题，在这方面的无能已经臭名昭著。没错，有大量哲学文献谈论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是近代最为恐怖的大规模悲剧和罪恶，但这类文章保证不会出现在主流期刊上。但作为罪恶的一个例子，大屠杀引起了谴责和人类的自我审视，而不会像是在自然灾害（地震、龙卷风、流行病肆虐）之后，唯有无可指责的可怕沉默。为什么恐怖之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我们应如何反思悲剧？我们应如何应对疾病和令人颓废的意外？除了通常的陈腐话语和安慰之外，对于一个失去至爱或手臂或视力的人，我们哲学家能说些什么？当某个最终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应如何生活，如何思考？我们全都遇到过或读到过一些杰出的圣贤，在遭受了最惨痛的不幸后，仍欣然接纳生活、应对从容，甚至不乏幽默。哲学能帮助我们做到这样吗？

我们可能想区分悲剧和不幸（或诸种不同的悲剧），认为后者是生命不可避免的方面，而前者只属于极其高贵的人，比如“俄狄浦斯的悲剧”或“李尔王的悲剧”。但在这里，我们心中的平等主义会冲出来，反抗这种贵族（和戏剧）传统。我们认为，一位公主或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的苦难和不幸，并不比一位乞丐或街头流浪汉的苦难和不幸更沉重（和更不沉重）。但考虑到近来好几位名人过世，舆论大肆宣扬，公众纷纷哀悼，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人类似乎未必真的认为所有苦难都是同等重要的。尽管如此，这个哲学观点仍可通过平等主义的方式得到。何为苦难——什么使人痛苦——可以说因事因人会极其不同。但是苦难本身，是每个生命的一部分，而且作为悲剧，它不仅仅是苦难了。我将表明，作为悲剧，它有其意义。什么赋予苦难以意义，这是哲学要探究的问题。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正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撰写了他的经典作品《生命的悲剧感》（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不幸的是，今天这书极其主题已被逐出“正典”行列。事实上，已经没有认真的哲学专业学生阅读《生命的悲剧感》，也没法理解其对悲剧的敏感。乌纳穆诺论述的死亡、苦难和不应有的不幸等尖锐问题，实际上处于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核心，但已经完全被排除在哲学之外。乌纳穆诺的视野说到底是宗教的，但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绝望语气，而非克尔凯郭尔那种“给忧郁者带来好消息”的旋律。人类生活的残酷事实，就是苦难不会消失，邪恶得不到救赎。我们的理性如是说。

作为一个早期的存在主义者，乌纳穆诺采取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路线，反对对苦难和邪恶的哲学问题做任何科学或“客观的”回答。他论证说，理性只能把我们导向怀疑论。它会让生活失去意义。像帕斯卡尔和克尔凯郭尔（他心目中的两个哲学英雄）一样，乌纳穆诺坚持认为必须用信仰来反对理性。但是，信仰虽然是理性和绝望之外的选择，却难以摆脱理性的阴影，因此它也逃不脱怀疑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无法不理性的。

在其对这一困境的尝试性回答中，乌纳穆诺追随克尔凯郭尔，用了“信仰的跳跃”，可以说是克尔凯郭尔的“主观真理”之一种，它超越了理性和客观性。但与克尔凯郭尔不同的是，乌纳穆诺发现，无论如何全身心地激情投入，总还有理性搅在其中。我们无法忽视或否认不可摆脱的苦难和无法救赎的邪恶这些事实，我们最终也无法看透它们。有时，乌纳穆诺认为面对这一“绝望”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意义。（后来，加缪主张生命的意义就是勇敢地面对“荒谬”。）赋予生命以意义的，是一种反叛形式，即对理性的反叛，坚持要充满激情地相信理性无法令人我们相信的东西。生命的意义在激情中才能找到——浪漫的激情、宗教的激情、工作和游戏的激情，以及面对理性“知道”无意义的事情仍勇于献身的激情。相比较一下，站在理性这一边的哲学就是某种退却了，充满了嬉戏的心神烦乱和自我欺骗。

这里我要为之辩护的观点，呼应了乌纳穆诺的洞见，但我没有他那种病态联想和假作英雄的姿态。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乌纳穆诺很看重个人责任，强调个人担当的重要性。不管生命是否有意义——无论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通过担当而富有意义。正是在这种富有意义的语境中，苦难和邪恶从人类生存的中心舞台退居两侧等待（但它们必定还会出场，没有固定方向，也不关心剧本情节的发展）。确实，理性被证明为是这种担当和意义的敌人，尤其是犬儒主义——它完全不考虑所有这些努力——其他把生活的悲剧还原为缺乏个人意义的逻辑难题的哲学，也是如此。这些理性的设计容纳了悲剧，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从我在这本书里已经说到的论点来看，很显然我会认为，乌纳穆诺像许多存在主义者一样，过分夸大了理性与“心”之间的对立，因此也在终极意义问题上夸大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立。但我认为他如下的说法是对的：我们主要在自己最强烈的激情中寻找意义，也通过自己充满激情的担当创造意义。在我们的生活中，爱肯定有这样的地位。我们的团体感、我们的正义激情、我们对工作的担当——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不应是工作所得（薪水、丰厚的酬报、他人的认可和名声），而是工作本身、技艺和天分的展现、社会角色、担当和责任。

但是这里，悲剧和苦难就登场了。如果生命的意义是我们所创造的意义，那就得认识到我们的激情和计划有着致命的偶然性。它们没有任何必然性。实际上，我们自身也没有必然性。恰如加缪和乌纳穆诺两个论证的那样，我们的担当终究是有限的，对于“为什么”的问题不存在最终的答案，一切都结束于死亡（根据这两位作者的说法，即“人的归宿”）。在这里，乌纳穆诺发现，自己在突然爆发的绝望与无边的放肆中难以抉择。我们要求不朽，或与上帝同一。（“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在较为理性的言辞中，乌纳穆诺只是提倡宗教——他自己就皈依了天主教。但悲剧是真实的、不可否认的，无论我们做什么、如何“飞跃”。加缪像乌纳穆诺一样，将显而易见的事实转变为一种英雄姿态。他称之为“保持荒谬的活力”和“反抗”。西西弗斯“带着不屑和挑衅”向着处罚他的诸神挥舞着拳头，因此同时既肯定又超越了他的荒谬处境。

在这种准理性、特别存在主义的态度中，有某种既美好又病态的东西。向上帝或诸神挥舞着弱小的拳头，极其鲜活地突显了人性，既徒劳无功，又充满意义。当然，这些行为没有带来任何可想象的不同，改变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理性的、更为合理的哲学心灵会抵制这种荒谬的姿态，而简单地主张生命确实是有意义的，尽管这是因为深远的（关于生命意义的）哲学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生命的意义恰恰在于欠缺，在于不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但是，乌纳穆诺和加缪（还有萨特）高妙和富有启示的地方，正在于既拒绝忽视这一问题，又不因这一答案陷入绝望。他们挑起了一种不可解决的张力，这种张力不在于理性与激情，而在于我们充满激情的担当，与我们明确地意识到即使如此，自己的生命最终也不是操控在自己手里。

我认为，存在主义者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在于，他们坚定地认为不可用哲学的毯子来掩盖最棘手的问题，也不可用哲学的镊子苛察它们。苦难与死亡都是真实的。我们计划最终的挫败，是不可避免的。爱不仅意味着失去的可能性，而且若不考虑那些浪漫的幻想，还意味着这种失去的不可避免性。我们试图把自己对生命的爱与在不安的哲学意识中对未来的恐惧，结合在一起。乌纳穆诺是对的。我们的激情永远无法逃避或超越理性。（实际上，并不存在不带理性的激情。）加缪是对的。在我们理性的、过分要求的心灵与“无动于衷的”宇宙（无论心灵与宇宙之间如何区分）之间的“荒谬”对峙之外，并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苦难是不可否认的。耽于其中同样没有必要，但若哲学并非是不可承受的轻盈或“干瘪”，那就必须试图与不可避免之事讲和。简而言之，苦难有其意义，因为生活有意义。表面上看，悲剧似乎摧毁了这一意义。那么，悲剧可能有意义吗？

首先，我们不必像乌纳穆诺那样走那么远，先来清除一些哲学假设好了。在真实生活中，正义和理性都有其限制。在抽象层面上，我们可能坚持认为，德性应有奖酬，恶习该有惩罚，傲慢要有报应；但在现实层面上，我们知道生命并不公平，不幸也会落在无辜者和有德者身上，儿童会因自然灾害而夭折，人们在“期限未到”前死去，有时这种死亡发生在难以获得的成功即将到手之际，而坏人也常常兴旺发达，有时杀了人还能逍遥法外。当然，恶行确实得到报应时，我们会有一种略带愧疚感的满足，而善行奇迹般得到奖酬时，我们也会感到无私的欢愉，但我们不会装作事情总是如此，或认为世界终究是公正的。唯有在哲学和神学中，我们才敢于主张——或直接假定——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个解释，可以给出理性的说明，或者隐藏着这样的要求，即应该存在这样一个理性的说明。我们知道，生命中坏事总是有的。此时我们所珍视的理性也就显现了其较为尴尬的面相：我们有能力也很乐意将它理性化。恰如尼采所说，甚至用糟糕的理由来解释宇宙，也比根本没有解释好得多。

“能说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对极度不幸的恰当回应，因为面对巨大的人类悲剧，语词和观念似乎没什么作用。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必须说些什么，即使只是安慰和同情，也至少意味着在努力去理解不幸，从中读懂某种意义。在此，哲学就有其实际的好处了。比如，道家在这一方面就显得极为卓越。它教我们认识到，事情的发生乃是保持其他事物之所是的必然，然后在一个全盘的观点上明白事物的重要性。（与之相反，犬儒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认为，在较为宏大的视野下，每一个事物都是无关紧要的。）人们难以相信，一个人信奉庄子却不受其影响。但是，如果哲学能对悲剧问题有所助益，也就能掩盖悲剧问题。理性太容易转变为理性化。我们无视一切理由和感受，宣称：“这也算是结局圆满了。”或者，用空洞的神学说辞“这是上帝的旨意”来打发可怕的悲剧。“从理性到理性化”很简洁地突显了两类回应之间的差别：我相信一些回应是适当、敏锐、哲学上正当的，另一些回应则是不适当、不敏锐、哲学上可疑的。如果我们想要试着把握悲剧，那就让我们从哲学上可疑的一个例子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