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能将发现、报复、折磨、死亡、永恒全都令人厌恶地概括到一起的美国话儿来讲——那就这样吧。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

我们能有的形而上学选择，常常可以归结如下：要么相信上帝（实际上，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上帝观念），要么受机遇的盲目摆布。但还有另一个的选择，就是曾经作为几乎所有哲学和宗教重要组成部分的命运观念。命运常常被斥责为原始，被认为是原始人恐惧的残余，他们在面对世界中的自然灾害时得不到科学解释，只好把这种不可解释的现象转化为可理解之物，即他们自己的人格。因此，世界由神人同形同性的精神控制着，而不幸是由诸神的恶意和妒忌造成的。比如地震和台风这样的大灾难，就是由愤怒的神明引发的。对于我们这些有着科学经验的现代人而言，这种离奇有趣的画面可以轻松地被当作为迷信和胡说。但是，命运的观念未必如此简单。

古代哲学家对我们的生命并不受自己控制这种想法，非常着迷。 诚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做各种决定，看起来像是“选择”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但从更大的视域来看，那些所谓的选择已经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决定了。至于这个决定性力量的性质是什么，一直是热烈争论的主题，讨论范围从神人同形同性的“命运”到精致的哲学决定论理论，再到新时代运动的媚俗观念——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恰当地称之为“简便命运”，即一切发生的事情“就会这样发生”这种流俗看法。当然，在中世纪，决定性的力量是上帝。犹太-基督教的上帝在命运观念之外，还增加了明显的关心概念。因此，信仰和忠诚有一定的重要性，既然人们无法实际影响上帝行事的方式，那至少可以相信他的善。

相比之下，在今天，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或控制我们行动的观念，已经因为我们对科学决定论的普遍信仰和对个人责任的强烈感受，及随之而来对控制的要求，大打折扣。这二律背反似乎并未困扰我们，当然，哲学家除外。 不过合起来看的话，科学决定论和个人责任不会给命运留下任何余地，前者强调在先发生的自然原因，后者则拒绝接受自己之外的任何行动者。若加上更为高级的当代科学观点，比如不可预测性、混沌理论和量子理论，以及大洪水以前对上帝这个守护者的反科学信念，相信上帝偏爱奇迹胜于自然规律，那你就真会陷入思想混乱。唯一穿越所有悖论和高级矛盾性仍剩下来的，是这样一个铁打的事实：我们承认自己的生命根本上不受自己控制。确实，倒霉的事情总会发生，而且只有某些时候才是我们自己有意造成的，或者说我们自己要负责的。

命运的概念有一个非常自然、可理解的归宿。“性格即命运，”以弗所（Ephesian）的哲人赫拉克利特如此写道，而数十年前，中国的孔子早已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念。最能突显这一点的，是高中同学聚会的场合，它往往混杂着微微的创伤和有趣的经验。令人震惊的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后，同学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有些同学可能患了场大病，或经历了个人的痛苦，但是，绝大多数同学仍是老样子，令人称奇。此刻我想到了一个虽然老套却有深刻哲学意味的隐喻，即幼苗长成大树。基本的形状、种类和品格，早已定了形。余下的只有偶然的细节变化和。有人会想起，某个同学“注定是当总统的命。”当然，并不是美国上千所高中每一个“有这种命”的人都当上了总统，但大多数时候，那个同学都会成为哪里的头头，身居领导位置。有人会想起，某个同学注定是坐牢的命。他（不太可能是她）不在同学露面的几率很高，肯定又是在吃长期牢饭了。

性格即命运，在决定论和机遇之间踏出了一条中间道路。实际上，有些哲学家（大卫·休谟、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用性格这个观念来回应自由意志-决定论的难题。（如果一个行为出于某人的性格，那它就是自由的，但是性格既由先前的环境决定，又决定了未来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反过来又决定着性格。）确实，性格可以养成，但选择的范围尽管在理论上是无限制的，但实际上却比我们要想的受限得多。单单改掉一个小习惯——小小的发音错误、不经意的粗鲁手势、不雅的走路姿势，更别提抽烟了——就极其困难了。若要改变一个人的个性，从害羞变得善于交际，从胆小变得勇敢，估计得整个儿改变生活才行，但回头再看，这也可以说是某人性格（比如决心和毅力）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由于性格是长期养成的，这就无法让我们把性格解释为简单的机遇问题，尽管在性格的形塑过程中，有诸多巧合和偶然因素。有许多特质似乎是“天生的”——或者说，至少是出生就有的。可是，人们在谈及自己的性格时，却无法像谈论自己的出生时间或国籍那样，说它“就只是这样发生了”，就是说它“不在我的掌控之下。”这类典型说法（“我是个胆小鬼，我对此无能为力”）就是萨特所谓的“自欺”（mauvaise foi）。 可同时，人们又不能把自己的性格完全看成是个自己的选择。（若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否认了性格观念。）既然一个人的未来源自自己的性格，那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并接受通行的命运观念。

在《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 Five）中，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让他笔下的特拉法多玛丽安人（通过他塑造的英雄角色比利·皮尔格里姆【Billy Pilgrim】）告诉我们，他们搜集了诸多星球上的数百种文明，唯有在地球上发现了相信“自由意志”的生命。 但是，我们之中哪怕最崇尚自由的人，也觉得自己相信自己的命运并不受自己控制。在浪漫故事中，我们难以抗拒命运这种想法。的确，它似乎被内置在了爱的浪漫观念中。（“我们注定要在一起。” ）在经济学中，我们也难以摆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的著名隐喻：尽管企业社团各自追逐狭隘自利的目的，但“看不见的手”会保证经济的繁荣。 在生物学中，除了固执地坚持一致性的狂热进化论者外，所有人都会在解释某个特征的“功能”如何让物种生存下来时，采用进步论、目的论的视野。 没错，我们有选择，而且我们可以对做出的选择负责。但是，我们也感觉到了某种更大的命运，感受到我们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我们被裹挟在了全球力量、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地球生态，以及更容易指认的地方力量（院系政治和大学政治、犯罪和暴力的威胁、流行文化的肆虐、邻居的个性）当中。黑格尔对时代精神的描绘，以及他认为个体相对而言不重要的观点，很好地抓住了这幅卑微的形象，数十年后，托尔斯泰（Tolstoy）在《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中也有类似描述。我们的生活和运气，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性格造成的，而且也是我们生活中包容更广的文化和时代品格的产物。无论一个人如何思考广受议论的自由意志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较为温和的意义上，我们都是命运的奴隶。我们不是自己生活的唯一作者，即使不否认机遇的作用——或单纯的运气（好的或坏的）——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无论我们自诩有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立场，其实都是我们在成长适应它们，而不是我们造就了它们。

但是，并非所有的命运观念都限于性格和文化。士兵和电影里的牛仔有时会说“子弹上有我的名字。”这也是诉诸命运的一种方式，尽管具体得可怕。一件事，要么会发生，要么不会。在物理学、进化论生物学和经济学中，我们可以自由地谈论机遇，但是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机遇就是最不可信的了。我们可以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预想各种可能性——无论如何，至少可以预想其中一些。因此，很难相信其中某个不会发生，或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竟然还没发生。（在《五号屠场》中，冯内古特让有所醒悟的比利这样谈论自己的死。“那一刻都已经发生了。而且会一直发生。”）亚里士多德考虑到了这一常有的洞见，并把它转化为一个逻辑悖论。（“如果明天会发生一场海战是真的，那么，明天会发生一场海战必定已经是真的了。”）我们没那么准确，但困惑一样。如果一件事是命中注定的，那它就会发生。把困惑转换为悖论，是如今盛行的逃避困难问题的方法，是对古代重要的哲学问题的“干瘪化”，以至于让问题变得不再与我们有任何关系。但是，促发亚里士多德那个悖论的，不只是对时态逻辑的迷恋，也有对必然性不可言说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就来源于那些具有悲剧心态的希腊先辈。

命运指涉的是这样一种必然性：某件事或某个事态无论如何都会发生。 命运不只是模糊地觉得“有事要发生”，比如人在预感、恐惧和焦虑中会出现的情形。命运要更为精确，它认为某个具体的事件或结果会发生，而且必定发生。在古典的意义上，命运将以什么样的手段、方式使命定的未来发生，并没有具体规定。用较为哲学的术语来说，命运并不因此就是某种方式的“决定论”，即并不认为每一件事都是由先前的一系列条件和原因导致和“决定”的。命运也不然与预先存在的目的有关。 俄狄浦斯听闻了自己讲杀父娶母的预言后，立刻就离开了父母所在的城市。那就是他的决定。但他的命运就是，尽管他这样做了，但最后还是杀了父娶了母。命运战胜了选择和机遇。命定的事情，不只是“碰巧”发生而已。命运必然涉及解释，或许其细节会模糊晦涩，（“这就是命”），但通过命运来解释事件，就既排除了纯粹机遇的可能性，也否定了个人控制的能力。

在其最强势的意义上，命定注定之事是无法避免的。“它是写好了的”，《可兰经》上如是说，一切事情都不可能以别样的方式发生。但是，命运可以有更加温和的常识性解读，即它不是完全刻在石头上的最终结果。比如，我得流感时（常常是每年的二月份），通常会与之斗争，拒绝病倒，一直强撑着，最后病得连床都下不了。一旦我觉得好一些了，我就会起身去教室，去展开我的工作，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我常常也感到奇怪，奇怪自己的愚笨和固执，但如大家预想的那样，我的固执有其哲学结构。如果我总是会康复，那待在床上就是浪费时间。此外，如果我无论如何都会越来越糟糕的话，那我还是趁这段时间做点工作为好。温和的决定论者会提醒我说，我“这段时间”的所做所为本身就会是这一结果的决定因素，但我是一个宿命论者，而不是个决定论者（至少在这一语境下不是）。我要么会康复，要么不会康复，因此，在此期间我做什么其实不打紧。这并不是说我知道自己是否会康复；宿命不意味着有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它只是要求我们有这种感觉，该发生的总会发生（que será, será），而且会发生的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注定了。

命运观念是有魅力的，这并不是因为它取消了我们的责任感，而是因为它让未来看起来是注定好了的。就好像自己的子孙已然在未来等待，自己现在虽仍是一个刚入学的研究生却好像已拿到了博士学位，总而言之，仿佛世界的命运已然确定好了。命运是一种宏大的叙事，当下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的选择或事件，从未来的观点来看，会有深远的意义。就其本性而言，命运是事后之见。它指向未来，却只有回望才可得知。一对恋人甚至会在第一次美妙的约会后说：“我们是注定在一起的。”但这是否是真的，还是只是一个笑话，要在几年后才会明了。我们盲目地行动，但我们行动时总是会回望过去、放眼未来，置身于使我们的行动富有意义的叙事当中。

我们大多数人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那么，相信命运会使这些成就大打折扣吗？骄傲促使我们否认命运，认为一切都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早年的萨特如是说道。他后来整个一生都这样主张，只是加上了一个小小的限制条件，“一个人总是要为造就自己的那些事物负责。” 但是，即便是萨特也会承认环境的影响，即一个人的“事实性”“处境”的作用。比如过去，就一直是事实性的一个例子。它已经过去了，已然确定，完全不可挽回了。一个人没法选择自己何时何地出生在怎样的环境里。1933年的德国犹太人没法选择自己是否生为犹太人，在德国长大成人，并面对纳粹的兴起。但是，在给定的处境中，一个人可以且必须做出选择，无论是决定接受或反抗这一处境，还是对其袖手旁观，否定它，或者视而不见——当然，这些都无法实际上改变事实。或许问题在于，对于未来，对于虽不为人知却已然确定的未来，能想出同样的分析吗？实际上，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们可以坚持认为，这没什么可设想到的差别。若一个人知道未来，那这个人就不会去做选择，而只是照着剧本演出。既然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未来，这样思考又有什么意义呢？（我问自己的学生：“我有个会算命的朋友，她百分之九十五能算对。你们会向她问自己跟随结婚或何时去世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说“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发现很难不去相信命运。我认为，在我们不因抽象冲动而分心，或智识上没有被追求存在论立场正确的同伴压力逼迫时，我们总会诉诸命运。在面对疾病或自然灾祸时，我们总会抱怨说“它非发生不可。”从商业破产到无家可归，所有的灾难都可以自然地诉诸命运：“他自找的。”（越来越多的评论认为无家可归是那些无家可归者个人的“选择”，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骇人听闻的例证，但是这类观念在对待穷人的问题上一直很盛行，哪怕是在最“开化的”社会中也是如此。）我们期望事情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运行”。这可能是我们多少过于安全的生长环境的残余，我们的父母向我们许诺，保护我们，照顾我们，并且确保每一件事妥妥帖帖，在我们受到伤害时抚慰我们，在我们失败时用现成的理由作找借口安慰我们。在我们因自己的错误而遭受苦难时，他们会随即回应说“我早就说过了”，在我们成功时，他们在赞美之时会添加一句“我早就知道你行的。”未来似乎早就为我们安排好了，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确定了。我们于是期望一个理性的宇宙，而且我们从来就无法忘掉这个期望。当然，这其实就是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中关于宗教观点更为正面的解释而已；也相当于阿尔贝·加缪的“荒谬”观的看法。我们全都感觉到了命运，至少在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时会这么想。我们禁不住会问“为什么是我”，好像宇宙欠我们一个答案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