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容闳（原名光照，号纯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此时，原属香山县的小岛澳门已被葡萄牙殖民者占租近三百年。中国历有边患，对一个远离中原、荒芜不堪的弹丸小岛被“红毛夷”占租，长期以来并不以为意。然而，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开始，澳门的被租占其实是“全球化”序曲中的小小一节。这种背景，与传统边患完全不同，其意义迟早将在历史的进程中表现出来。因此，在华夏文化版图中长期处于“边陲”的岭南地区，必将一跃而得全球化的“风气之先”，成为引领近代中国的先进之区。当时尚属偏僻之地的贫穷农家之子容闳，因缘际会，成为历史新潮中“向涛头立”的弄潮儿。

明中期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超过中国，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作为传教策略。从清初直到康熙朝中前期，传教士仍可在中国传教。因与教会的矛盾冲突，从康熙朝后期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一直实行禁教政策。但是，西方传教士一直没有停止悄悄在中国沿海传教的活动，并为贫穷人家兴办一些医院和学校，以吸引人入教。葡占澳门，自然成为传教的大本营。

幼小的容闳白天帮家里做力所能及的农活、游戏、捞鱼捉蟹，晚上在油灯下听在私塾读书的哥哥诵读《论语》、《孟子》、《中庸》和唐诗宋词。容闳七岁时，容闳之父把他送到澳门一所教会学校上学。之所以将小儿子容闳小小年纪就送到外国教会学校上学，容父有一个贫苦、普通农民最简单最实际的想法。他供养大儿子读传统的私塾，想让他走中国传统科举功名之路，通过科举当官。但他家贫穷，只能供养一个孩子读书，无力负担小儿子容闳读私塾。而外国教会学校免除学费杂费，还免费提供食宿，正好可将容闳送去读书。另外，他曾看到邻居就有人因懂得一些“红毛夷”的“番话”而发财，给他以启发，大儿子走读书做官的路，小儿子走读书发财的路。这些都说明，与澳门紧邻的广东香山地区的穷苦民众极早破除了“华夷之辨”、“华夏中心”等传统偏见，接受外来文明已无心理或文化障碍。

在教会学校，容闳学习英语和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又兼听中文教师讲授四书五经。不久，这所学校停办，容闳回家务农。1840年，容闳的父亲病逝，家中更加贫困，容闳有时做农活，有时挑担沿街叫卖。这年秋天，经人介绍，容闳再到澳门，在一家天主教办的印刷厂当童工，11月进入教会办的马礼逊学校读书。自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机构纷纷由澳门迁往香港，容闳也随马礼逊学校由澳门到香港。马礼逊学校的校长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人勃朗牧师，这所学校开设中西课程，实行中英文双语教育，中文教育仍以四书五经为主。经过几年的教会学校教育，他对西方历史、地理、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拿破仑的伟业、纽约的繁华，曾写过一篇题为“溯哈德孙河遨游纽约之意想”的作文，描述了自己对大都市纽约摩天大楼林立繁华盛状的“意想”。这些都表明一种“世界”的知识、观念，正在华夏文化“边陲”的“草根”中一点点传播。而当时绝大多数国人，对此都一无所知。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那么容闳等几个乡间穷小子，则是“草根”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代表。林、魏的“看世界”是“自觉的”，而容闳的“看世界”则是“自然的”。

1846年底，勃朗校长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表示愿意带三五名学生一同赴美留学，容闳第一个表示愿去，随后又有二人表示愿意去。由于容闳三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勃朗设法为他们解决了路费、学费等留学的所有费用，而且还给他们每人父母筹到了一笔赡养费。这些，都使容闳十分感动。在容闳的青年时代，勃朗对容闳最为关心，处处提携，对他的帮助最大，影响也最大。勃朗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以改革旧教育、提倡新式教育为己任。他提倡教育民主、平等、自由的观点，成为容闳教育观的基础。后来容闳对太平天国提出的“七策”中关于教育制度的系统蓝图，就源于勃朗的《致富新书》中有关论述。容闳长期提倡的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也是勃朗关于各科教育协调发展的办学方针的延伸。

1847年1月4日，容闳与其他两位同学一起跟随勃朗校长从广州黄埔港乘船赴美。经过埋葬拿破仑于此的圣赫勒拿岛时，船只短暂停留，补充给养，容闳一行也上岸一游。他们来到拿破仑墓地，见墓前有株大柳树在风中摇曳，于是各人折下一枝青柳，带到美国栽植。4月12日，他们到达纽约，容闳没想到纽约的繁华竟超过了自己几年前的“意想”，而几年前的“游纽约”的幻想竟成为事实，更使他感到只要努力，幻想也有可能变成事实，促使他此后做事更加坚韧。

稍事休息，他们便从纽约再往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在孟松学校校长哈蒙德的教诲、影响下，容闳阅读了大量文学著作，如狄更斯、司各特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尤其爱读《爱丁堡评论》杂志。在18世纪早中期的英国，一些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思想家边沁、哲学家哈奇森和休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文学家司各特、社会学的鼻祖弗格森等人，活跃在苏格兰地区，以爱丁堡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思想派别，被称为“苏格兰启蒙学派”。历史学家伯克虽然来自爱尔兰，但由于长期生活在苏格兰，也常被归入这个学派。18世纪的苏格兰实际上成了当时英国文化繁荣的代表，苏格兰的文化中心爱丁堡被称作“大不列颠的雅典”。苏格兰启蒙学派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和反唯理论特点，重视个人知识在形成人类秩序中的作用，注重常识，强调社会演化的重要性，主张经济放任主义。容闳爱读的《爱丁堡评论》杂志，则是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重要阵地。他们还从新知识和启蒙思想的角度抨击过牛津和剑桥大学教育的腐朽衰败，表达了他们对大学教育的失望。后来容闳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造，对中国社会改革的观点，也可看到这份杂志的影响，可以看到苏格兰启蒙潜移默化的间接影响。

容闳无疑是最早接触、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中国人。虽然他的了解、接受是零星的、破碎的、间接的、感性的，并因过于“超前”而影响不大，但其象征意义却不容低估，预示着近代启蒙思潮即将激荡古老的中华帝国。君不见，“启蒙”在近代中国虽然屡遭挫顿，甚至“夭折”，但又屡屡重生。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苏格兰启蒙运动”终于开始引起国内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视。时距容闳接触苏格兰启蒙运动，已整整一个半世纪过去。作为具体的个人，容闳的经历纯属偶然；但作为“符号”出现的“容闳”，却是全球化中国进程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