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容闳的社交面逐渐扩大，与《几何原本》的翻译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较早翻译西方数学、物理学著作的华蘅芳，化学家徐寿等名流，成为朋友。这些人是中国当时绝无仅有的几个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人物，不久曾国藩办洋务都入曾国藩幕。

不过，容闳的目光，最先却是投向太平天国，把近代化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之所以首先对太平天国寄以希望，一是洪秀全族弟洪仁玕1859年自香港到达天京（即南京），受到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容闳在香港时就与洪仁玕相识，知道他思想开明，因此认为他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国的构想。另外，容闳痛恨清政府的残暴、腐败，对太平军本就一直好奇，抱有好感。所以他在1860年与两位外国传教士一起冒险前往天京考察，他承认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太平军的性质，察看他们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

经过一番周折，容闳一行于11月18日到达天京，第二天就见到了干王。老友见面，分外高兴，畅谈甚欢，性急的容闳立即和盘托出自己的七点建国之策：第一，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第二，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培养有学识、有才干的军官。第三，创办海军学校，建设海军。第四，组织良善文官政府，聘用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行政部门的顾问。第五，创立现代银行、金融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第六，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把《圣经》列为主课之一。第七，建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七条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重要方面，是他改革旧制度、建立使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蓝图。当时看来像是天方夜谭，其实反映了历史的趋势。两天后，洪仁玕又主动要和他见面，肯定了容闳所提出七点建议的优点和重要性，但最后却说，他完全懂得这些建议的意义，不过只有他一人理解，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无法实施。而且，其他诸王或将领都在外打仗，如此重大的事情要等他们打完仗回来后才能决定。这番话其实婉转告诉容闳，现在根本无法实行这些设想。容闳大失所望。

没想到几天后，洪仁玕派人送给容闳一个小包裹，容闳打开一看，非常惊奇地发现里面是一方小印，长四英寸，宽一英寸，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义”字头衔。还有黄缎一幅，上面写明“义”的官爵，并盖有干王的官印。太平天国“王”下设六等爵位，即义、安、福、燕、豫、侯，“义”是仅次于“王”的爵位。按照太平天国的官秩爵序，属于第四等高阶。由此可见洪仁玕对他的重视。但容闳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深感太平天国不能实现他的理想。根据他对太平军领袖行为和品行及施行政策的判断，对于他们最后能否成功，大表怀疑，并认为太平天国既不能完成改革中国大业，也根本无法使中国

复兴。第二天，他来到干王府，对干王如此器重自己、授予自己如此显贵的身份，深表感谢，但将委任状和官印当面还给洪仁玕，谢绝了洪仁玕的好意，同时告诉干王，无论何时，只要太平军领袖们决定实施他所提建议，或仅实施其中一项，只要需要，自己将尽力而为。最后，他失望地离开了天京。

虽然对太平天国相当不满和失望，但他却并不完全否定太平天国：“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政府之政治严重的腐败黑暗是农民造反的根本原因，确是真知灼见。

天京之行，本想借太平天国来实行自己的教育计划和政治改革计划，结果完全落空。面对现实，容闳找不到一个可以施行自己抱负的政治力量，“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敢于冒险的容闳在无人敢去的太平军与清军“拉锯区”低价收茶，到上海、九江等地高价卖出，好几次有惊无险，但获得颇丰。不过，他马上发现中国并非“工商立国”，商人根本不可能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想靠自己经商致富改造中国完全是幻想。幻灭之后，容闳感到报国无门，不知路在何方，陷入深深的沮丧、彷徨之中。正在苦闷之时，1863年春他在九江收到的一封来信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将在某种程度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

此信从安徽安庆寄来，写信者是容闳1857年在上海结识的张斯桂，此时已是曾国藩的幕僚。他在信上说，自己承总督曾国藩之命邀请容闳到安庆，因为曾国藩听说了容闳的情况后，甚想和他一见。读完信后，容闳顿时疑窦丛生，自己与张在上海只是点头之交，以后各居一地，不通音信，几年来毫无往来，此时突然来信要自己到安庆去见曾国藩，其真实目的究竟为何？自己根本不认识曾国藩，曾国藩也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邀请自己到安庆去见他？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几年前曾到过太平天国的天京，见过干王，献过七策，他要抓捕自己？会不会是自己来往于太平天国占领地区贩运茶叶，曾国藩怀疑自己是太平军的奸细？总之，很可能是曾国藩为了抓捕自己设计故意用甜言蜜语诱使自己上钩，人心叵测，不能不防。思来想去，容闳决定还是小心谨慎为妙，于是给张回信，表示自己此时忙于生意，没有时间去安庆，婉转谢绝了曾国藩的邀请。不久，容闳又收到了张斯桂的第二封邀请信，内附他在上海认识的好朋友李善兰的一封信。李精通数学和天文学，学问人品素为容闳佩服。他们信中介绍了曾国藩想办近代工厂的想法，并介绍说他的两个好朋友、专门研究机器的华蘅芳、徐寿也在曾国藩幕，曾国藩想要容闳为自己创设机器厂出力。容闳仔细琢磨来信，感到他们说的是实情，便复信表示同意，等自己茶叶生意忙过之后立即赶赴安庆。一个月后，容闳又分别收到张斯桂和李善兰的信，说曾国藩急欲尽早见到容闳，盼他能尽快弃商从政、来到自己幕下。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曾国藩令张、李二人分别发五封信邀容赴安庆，次次紧催，足见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和知人善任。

曾国藩礼贤下士的“三请”之举，容闳大为感动，并且感到实现自己平身抱负的机会可能来临，于是在9月的一天从九江乘船顺流而下，直达安庆。到达安庆来到曾国藩幕后，张斯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都热情欢迎他。第二天，容闳即应召前往总督府拜谒曾国藩。曾国藩以会“相面”著称，见面后仔细打量容闳，先紧盯容的脸盘，后紧盯容的双眼。曾国藩详细问了容闳基本情况后，问他是否愿意就任军官职务。容闳回答说自己很愿意就任这个职务，但自己没有研究过兵书，胸无韬略，不熟悉军旅之事。而曾国藩却肯定地说：“予观汝貌，绝为良好将材。以汝目光威棱，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必能发号施令，以驾驭军旅。”容闳谦逊地说：“总督奖誉逾恒，良用惭悚。予于从军之事，胆或有之，独惜无军事上之学识及经验，恐不能副总督之期许耳。”容闳的诚实，令曾国藩非常满意。曾国藩曾对他人说容是一个诚实人。“如果我召见一百个人，问他们这个问题，将有九十九人马上答说‘能’，只是为了得到一个位置，不管能不能胜任。但是这个人对自己的才能有正确的估价，并且在商谈时有一定分量的谦虚。”

原来，曾国藩想设立机器厂制造外国最先进的来复枪，召他入幕，主要是要他创办机器造枪厂。对此计划，容闳很是高兴，中国终于有执掌大权之人认识到办近代化机器工厂的重要，但对此计划他并不完全赞同。容闳认为曾国藩并不了解机器生产情况，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生产具体武器的工厂，而是生产制造武器的机器的工厂，即“制器之器”。容闳向曾国藩等人解说道：“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例如今有一厂，厂中有各式之车床、锥、锉等物；由此车床、锥、锉，可造出各种根本机器；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乃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然后乃可发生多数之子厂。既有多数子厂，乃复并而为一，通力合作。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是即予个人之鄙见也。”

曾国藩从善如流，对首先应办“机器母厂”的建议大表赞成，立即要他负责筹办此厂，到美国置办机器。一个星期后，曾国藩给容闳下了委任状，授予五品军功衔头，并请赐戴蓝翎，正式任命他为出洋委员。此衔头只在国家用兵时封赠从军有功之人，为文职所无，文职赏戴花翎，必由皇帝赐予，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他特别器重，通过皇帝赐给他特殊的官阶和待遇。受曾氏之托，容闳于12月初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购买新式机器。容闳所买机器建造的工厂，就是现在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

洋务运动是以单纯生产军工产品发端的，而容闳从一开始就指出建立机器厂不能光生产军工产品，更重要的是以后可以生产农具、钟表及其他各种民用机械。他知道，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武器，或者说主要并不是在于武器，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落后，没有基础性工业，国家就不能真正富强。他的超前认识影响了曾国藩，使曾氏从仅想创设制造来复枪的工厂改为建造机器制造厂，中国近代工业化因此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而且，一个半世纪后，历史终于应验了容闳的预言，中国确以“原料之廉，人工之贱”，成为“世界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