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风声日紧，容闳在上海租界并不安全，便又从上海潜往香港。

虽然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但光绪皇帝比她年轻得多，今后很可能仍会重新掌权。所以，光绪皇帝的存在始终是慈禧的心头之患，慈禧便想将光绪废掉，另立新帝。消息传出，国人哗然。

1900年1月下旬，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合在沪各省绅商等一千多人，发出反对废光绪另立新帝的通电，慈禧震怒，清政府立即通缉经元善。经元善只得逃到澳门，但澳门葡萄牙当局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将经元善拘押。容闳闻讯后，立即写信给香港总督，请其设法营救经元善。在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的斡旋下，澳门当局释放了经元善，容闳还将经元善接到香港。对容闳在危难时刻大力相助，经元善感激不尽。

想在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活跃起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容闳开始与革命党人接触。在第一批出国幼童中，有一位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他回国参加过1884年的中法海战，曾立功受奖，后退伍到香港经商。在香港期间，他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了兴中会。3月下旬，容闳来到新加坡，与康有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及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会面，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营救光绪帝。容闳当时曾试探英国是否支持维新派人士的武装起义，并希望刚刚认识的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能召集五百名美国志愿兵，同时联络菲律宾义军参战。这年3月、4月间，经容星桥的介绍，容闳与革命党人多次接触，并向革命党人打听孙中山的情况，开始同情革命党。

此时，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义和团在华北地区发展迅猛。义和团运动于18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之类的人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慈禧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因为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所惑。1900年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

面对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也给清王朝和一些官僚带来巨大灾难的混乱，已经返回上海的容闳心急如焚。他致电张之洞，希望张之洞在江南另立新政府，捧出光绪皇帝，在中国维新图强。他在电报中建议张之洞：“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与八国议善后事宜；太后、皇上出奔，北京实无政府可言也。”对此建议，张之洞置之不理。东南地区的官员们，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开始“东南互保”，即东南地区保证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外国不侵入这些地方。容闳认为，这一主张虽与他的方案非常不同，但却是受他提议的启发而来。

这期间，容闳一方面支持张之洞的“东南互保”计划，一方面积极参加维新派人士唐才常策划“自立军”起义之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太后、皇上逃离京城，举国纷乱无主。维新派认为大变革的时机已到，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会议，邀请维新派人士和少数革命党人与会。到会的有全国士绅、文化界和工商界人士，还有社会名流。大会一致推举容闳为临时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自认总干事。7月26日会议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召开，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会”。在不记名选举中，容闳得票最多，当选为正会长；严复得票第二，当选为副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宣言》，由严复译成中文。几次会议，定下了几条宗旨：第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第二，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即指慈禧太后掌控的清廷；第三，“请光绪皇帝复辟”；第四，联络外交；第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使中国“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

如上所述，容闳对张之洞表示支持，寄希望于张之洞支持自立军起义、接受自立军的拥戴，宣布两湖起义。但是，张之洞却静观事变，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最后，张之洞认为慈禧仍掌大权，为向慈禧表示自己的忠心，于是疯狂捕杀自立军，追捕国会领袖。8月9日，唐才常一行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其中有容闳的族弟容星桥。临行前唐才常曾会见容闳，商谈自立军起义事。8月21日，张之洞逮捕了自立军机关三十余人，次日即将唐才常等二十余人杀害；容星桥装扮成轮船苦力，才逃回上海。自立军起义宣告失败，容闳也被清政府通缉。此时，容闳实际已从改革走向了革命的边缘。

张之洞前后态度的变化，反映出一个久经官场的官僚的精明狡诈与冷酷无情。他当然知道支持自立军起义的巨大风险，但当时慈禧太后率当朝文武仓皇出逃，此时的中国确实处于“无政府”状态，无人能预料到中国下一步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对拥戴光绪、主张维新的自立军，老谋深算的张之洞自然不会轻表反对。然而，一旦确定慈禧仍掌大权，“大清”王朝仍不会倒塌时，张之洞对自立军便毫不手软，血腥镇压，如此才能表示自己对慈禧、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为“洗清”自己曾与维新派有过不浅来往、甚至曾经称赞容闳“才识博通、忠悃诚笃”因此有“立场不坚定”之嫌，张之洞在《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匪首片》中，开列的“匪首”名单里，容闳的大名赫然在列。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张之洞明白自己的险境，稍有差错，不仅丢官，很可能会掉脑袋。张之洞对自立军和容闳的态度，典型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场文化”。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不仅容闳“运动”张之洞在长江流域独立，孙中山也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他作了几手准备，其中之一是对李鸿章寄予希望，通过关系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成立新政府，并由容闳主管外交；同时加紧联络会党，准备在惠州发起武装起义，与长江流域自立军起义遥相呼应，武装割据华南一部分成立共和国。为联络以容闳为会长的“中国国会”，他于8月29日来到上海，造访英国驻沪领事，这时他才得知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在大肆搜捕“国会”成员和自立军成员。同时，清政府已经得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消息，要上海道台马上想法捉拿孙中山。英国驻沪领事劝告孙中山马上逃走，以防不测。9月1日，孙中山化名“中山樵”，容闳装扮成一名商人、化名“泰西”，容星桥化名“平田晋”，乘日本轮船“神户丸”号一同由上海赴日。在船上，容与孙首次相遇，畅谈国家大事，容钦佩孙中山的人品、胆识和才能，开始明确支持革命。

回顾容闳“走向革命”的过程，令人感想殊多。当历史最早产生洋务运动时，他积极投身其间想从器物、经济层面上改造中国，使中国富强。当变革制度的维新运动走上历史舞台时，他积极参加体制内改革的维新运动。这时，他并未从内心反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而当洋务、维新都失败时，维新派被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后来又被他心目中的开明官员张之洞血腥镇压，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很难在体制内改革清政府了。这一切，都使他最后走向暴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