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

简帛文献，有三种很重要：视日、日书和叶书。它们都和历法有关，但各自独立。这三种简，除“日书”一名早被学界采用，其他两类的定名，一直有问题。现在，由于新材料不断发现，我们已经可以把这三类分清，也终于知道古人怎么称呼它们，现在是可以做一点总结的时候了。

一、视日（或质日）

“视日”，也叫“质日”，这是我主张的定名。这种简，发现最早，最初叫“历谱”，提出者是著名学者罗振玉。

我们都知道，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有很多大发现，王国维叫“五大发现”，其中之一是西域汉简。这一发现，今天仍然值得回顾。

1912—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编《流沙坠简》，是汉简研究的开山之作。他们把敦煌汉简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叫“小学、术数、方技书”，考证出于罗振玉。“术数”是第一大类中的第二小类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75—99页。。

这一类收什么，大体是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数术略》的分类原则。《数术略》所谓的“数术”，也叫“术数”，清代的叫法是“术数”（《四库全书》是叫“术数”）。罗振玉的术数简，包括六类残简：

（1）《力牧》。罗氏以为“兵阴阳”。“兵阴阳”，《汉书·艺文志》放在《兵书略》，是兵书四种的第三种。它是数术在兵学上的推广和应用，罗氏把它列于“术数”之首。

（2）七种“历谱”：《元康三年历谱》、《神爵三年历谱》、《五凤元年八月历谱》、《永光五年历谱》、《永元六年历谱》、《永兴元年历谱》、《干支谱》。定名根据，是《汉志》的“历谱”。

（3）《九九术》。是算术书，也属于“历谱”。

（4）《吉凶宜忌残简》。罗氏称为“阴阳书”，属于《汉志》的“五行”。

（5）《占书》。开头第一字是“旅”，罗氏以为旅卦，定为“筮书”，即算卦的书。筮书属于《汉志》的“蓍龟”。

（6）《相马法》。属于《汉志》的“形法”。

这六类中，“历谱”简最多，是它的主体。它的七种谱都是某年某月（或某些月）的干支表，格式大同小异，除注月朔、大小、节气，还注建除、血祭、反支、八魁。标题的年是沙畹推定。原简没有标题，标题是罗氏定的。

罗氏指出，这类残简使用的术语，和汉代历家的说法、唐以来传统历书的说法，往往相合。但这类竹简叫什么？他没有用后世的名称，叫“历书”或“历本”，而是选择了班固的叫法，称为“历谱”。“历谱”是《数术略》六种古书中的第二种。

这类竹简，后来不断发现，据统计，已有40多种。学者沿用罗、王的定名，一向把这类简叫“历谱”。

罗氏的定名对不对，近年有争论。起因是，法国学者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组织过一个中古数术文献的研究组，中国学者邓文宽先生和刘乐贤先生参加过他们的研究。他们比较过敦煌文献，觉得罗氏的定名有问题。

这一怀疑是由马克教授提出，邓文宽先生论证邓文宽《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文物》2003年第4期，44—47、51页。。

邓先生认为，这类竹简并不属于《汉志》定义的“历谱”，而是某种类似后世历本的东西。《数术略》“历谱”类的18种书，“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历术’，即编制‘历日’的方法和计算数据，相当于后世的‘历经’；另一类属于帝王世谱、世系之类，相当于后世所说的‘谱系’、‘家谱’、‘族谱’”。前一类是“历术”，不是“历本”。《汉志》“并未将实用历本单列为一个门类，也未涵盖在‘历谱’之中”。

上述竹简，不叫“历谱”叫什么？邓先生说，最好叫“历日”。他认为，“历日”是古人一贯使用的名称。比如《周礼》郑注、王充《论衡》就都提到“历日”一词，东汉以后，也有这种说法。唐宋时期的“具注历日”就是合“历日”和“日书”为一体。他甚至认为，银雀山汉墓M2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其自题“七年视日”，“视日”不通，“应据历学校改为‘七年历日’”。

刘乐贤先生赞同邓说，但略有不同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2—26、255—272页。。

他说，《汉志》的“历谱”分三类，第一类同邓说，主要是“历”（还包括日月五星行度和日晷），第二类也同邓说，主要是“谱”。但他补充了第三类，还有算术书。他认为，“历”是“历”，“谱”是“谱”，“历谱”是“历”、“谱”的合称，“古书罕见‘历谱’一词”。

关于《元光元年历谱》，他的意见是，原文还是“七年视日”，不是“七年历日”，“视日”可能与选择时日有关。

这一讨论很重要，不仅涉及到这类竹简的定名，还涉及整个数术文献的分类。它已经影响到考古报告的定名。比如2000年孔家坡汉墓M8出土的《历日》，这个书题就是受了上述讨论的影响，已经换了叫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孔家坡汉墓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191—194页。。

受各位学者启发，我也对这个问题做过讨论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303—310页。。

我的看法是：

（一）《汉志》所谓“历谱”，主要属于历算类。它可以分得更细，包括历法、行度、谱牒、日晷、算数五类。这五类，除日晷类，都有出土实例。上述“历谱”简是年历类的甲子表。这些历表都是以历法为基础，并与谱牒有密切关系。“谱牒”的“谱”，本来就是指这类表。

（二）“历谱”的“历”是历法或历术，“谱”是谱表，包括世表、年表、月表等不同形式的表。这些表是以历法、历术为基础。我们不能把“历”、“谱”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历谱”作为合称词，不光见于《汉志》，还有一些例子。上述“历谱”简，还是和这类有密切关系。

（三）这类竹简有自题，应名从其主，叫“视日”或“质日”。“视日”一词，是查看时日的意思。它也见于包山楚简，是当值官员的代称。秦汉墓葬随葬这类竹简，可能是供当值官员填写政事记录，类似值班日志。

历表类的竹简，自题“视日”、“质日”，我举过两个例子：

（1）1972年银雀山汉墓M2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这是汉武帝元光元年七月至次年后九月的干支表，注节气、反支，简文自题是《七年视日》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233—236页。。

（2）1988年张家山汉墓M136（M336）出土的《汉文帝前元七年历谱》。材料尚未发表，据简报介绍，简文自题是《七年质日》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9期，1—11页。。

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只不过尚未发表。但这两个例子，已经足够说明问题。我的看法是，不管大家对“历谱”的理解有多大分歧，我们还是应该尊重竹简本身的叫法，最好把这类简叫做“视日”或“质日”，而不必改称“历日”。

关于上述讨论，我已经讲过很多话，这里不再重复，我只补充几句：

第一，“视”和“质”古音相近（“视”是禅母脂部字，“质”是端母质部字），可能是通假字，前者有察视之义，后者有比对之义，含义也比较接近。“视日”的含义，大概并不复杂，只是查看日子的意思。这类历表固然列有建除、反支等吉凶日，与选择有交叉，但更主要的功能，还是给执事、视事的值班官员用，用来记录政事，用以考核政绩。

第二，上述历表，都是精确到日的年历。历术推步，排甲子，在我国很有传统，罗振玉讲“历谱”已经提到这一点。这是视日简的基本要素。古人排历，有排历的工具，如历年出土的干支筹，就是这种工具如河北柏乡县东小京战国墓所出，参看柏乡县文物保管所《河北柏乡县东小京战国墓》，《文物》1990年第6期，67—71页。。过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通史陈列，有一件战国时代的“干支仪”，它有两层小轮，好像密码锁对号，可以用来对干支。排日，当然属于“历”，列表当然属于“谱”。

第三，上述历表，可以加注。加吉凶宜忌，固然类似日书，但它的用途，主要不是选择时日，而是记录政事，和管理有很大关系。

关于最后这一点，有两个例子值得注意：

（1）1983年张家山汉墓M247出土的《历谱》（汉高祖五年四月至吕后二年后九月的年表），其中有“（五年）后九月……新降为汉”、“（十二年）六月病免”等辞，显然属于记事之辞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文物出版社，2001年，129—130页。。

（2）1993年尹湾汉墓M6出土的《元延二年日记》（汉成帝元延二年的日记），是“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元延二年历谱上记事”，墓主把他的出差记录，填在预先排定的元延二年历表上。这个日记，详细记载墓主从哪里出发，到哪里去，沿途住在哪里，有很多传舍、驿站和官署的名称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138—144页。。

世考中国日记之始，多溯源于刘向《新序·杂事一》，以为“日记”之初义，即“日有记也”。宋以来，更盛举黄山谷《宜州家乘》（见陆游《老学庵笔记》），以为私人所记，为行状、年谱所取资。我想，早期日记，主要是值班日记。值班日记，属于档案，和后来的私人日记还有所不同。

这是以“历”为主的简。

二、日书

上面，我们谈《流沙坠简》，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当年，罗振玉定术数简，其中有《吉凶宜忌残简》和《占书》。这两种残简，前者，罗氏叫“阴阳书”。“阴阳书”是后世对选择书的笼统叫法。日书就是一种选择书。后者，“旅”字并不是旅卦，和筮书无关，从内容上看，也是日书。实际上，他已经接触到汉代的日书。只不过，罗氏还不知道，古人有“日书”这个叫法。

日书被人们认识，是20世纪70年代。

1975年，睡虎地秦墓M11出土过两种《日书》，分甲、乙两种。其中的乙种，最后一简（简260）自题“日书”，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从此，大家把这类文献叫“日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255页。。

最近，孔家坡汉简《日书》，经红外线处理，也发现了自题，同样叫“日书”日本学者森和在“出土数术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披露。他的文章是《从离日和反支日看〈日书〉的继承关系》，见http // www.bsm.org.cn/show article. php?id=862。。

“日书”这个名称是没有问题的。

现已发现的日书，战国有两种，秦代约有七八种，汉代约有十种，粗略统计，大概在20种上下。这些日书，长短不一，形式各异，有些只是摘抄，基本特点是什么？应该总结一下。

我认为，日书的特点是：

（1）它的构成要素有两个，一个是“历”，一个是“忌”。“历”是历表，即以甲子表体现的各种历表（有年表、月表或积年的大表）；“忌”是吉凶宜忌，即从事各种活动的吉凶宜忌。

（2）常见日书，一般分两部分。前面是历忌总表，后面是分类选择。历忌总表，详列十二月的吉凶日，供人选择。这种总表，现在寓目，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建除表，一种是丛辰表。建除又分楚除、秦除，丛辰也有秦楚之别。它们都是按历表选日子。分类选择，不一样，是按项目选，各讲各的吉凶宜忌。

（3）前者是以“历”为经，以“忌”为纬，把吉凶宜忌注在历表上，按时间检索，类似后世的具注历。后者相反，是以“忌”为经，以“历”为纬，把时间注在选择事项下，按选择事项检索。

（4）《协纪辨方书》，“协纪”的“纪”是时间，“辨方”的“方”是方位。这是晚近的选择书。现存日书，也是这样，不光讲时间，也讲空间，有各种方向之忌，特别是与出行和军事行动有关的吉凶宜忌。它是一种把时间和空间整合在一起，天地万物都装在里面的大体系。

（5）现存日书，除选择时日，还旁及星占、式法、风角、五音、纳甲、十二声、六吕六律、卜筮、占梦、相宅，以及厌劾祠禳，它还试图打通各类数术。

（6）日书的选择事项，简直无所不包，凡是日常生活可能涉及的方面，比如裁衣、起盖、出行、嫁娶，几乎一切，都可以装进这个体系。它还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

（7）选择术，春秋就有，和晚期日书比较，更具原始性。早期选择，往往跟某种神话传说有关，要依托某个传说人物。这种选择，一般是单项，更像战国秦汉日书的杂忌，没有时间总表。历忌总表，肯定是后起参见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370页注②的例子。。

日书简和视日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与“日”有关，名称都有“日”字。但这两类简很不一样。

日书是选择时日的书。这种书，属于数术中的选择类。选择时日离不开“历”。但它关心的，主要不是“历”，而是“忌”，即所谓“历忌”。

“历”有年月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千字文》），年是时间轮回的基本单位。中国早期的年历，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四时令”，一种是“五行令”。前者是按四时二十四节气分配十二月，后者是按五行三十时分配十二月。例如赛克勒美术馆收藏的子弹库帛书就有这两种。过去所谓的“楚帛书”，其实是“四时令”。另外那种没发表。但银雀山汉简有《三十时》，《三十时》属于“五行令”。

古代的时令书，不光讲节气，还讲吉凶宜忌。后世历书，继承了这一传统。

时令书，有些细化到日，有些只讲月。日有日禁，月有月讳，不光日书一种。专门讲月的书，古有“月令”，月是基本单位。专门讲日，才叫“日书”。日书讲吉凶宜忌，一定要具体到日。

王充说，“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论衡·讥日》），是两者并举。子弹库帛书的两种令属于前者，出土日书属于后者。日书就是“日禁之书”。

阴阳五行说，是中国的宇宙论和自然哲学。选择时日的书，和阴阳五行说关系最大。讲日也好，讲月也好，不管时间怎么分，总是为了趋吉避凶。这类书，古人最笼统的叫法是“阴阳书”，后世仍用这个名称。《汉志·数术略》把这类书收在“五行类”。中国后来的数术书，分类有很多变化，但选择一直是“阴阳五行”书的主体。

读《汉志·数术略》，我们不难发现，“历谱”类的古书，和史书关系最密切，不光其中的“历”，也包括其中的“谱”。它们都和史书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代的档案、中国古代的史书，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要素，一样不能少。特别是时间，更是框架性的东西。历史历史，没有“历”就没有“史”，特别是编年史。

司马迁作《史记》，是以世系为主，年代是靠他的十表。他作《十二诸侯年表》，曾说作表之难，在于取材多源，“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其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他所谓“表”，包括世表、年表、月表，这种东西，其实就是“谱”。《史记》的“世表”、“年表”，就是《汉志·数术略》的“世谱”、“年谱”。

日书和“历谱”是什么关系，司马迁的话很有启发。“历人”重“年月”，“谱牒”（编谱牒的人）重“世谥”，“数家”重“神运”。这是基本区别。

我理解，历表与谱牒相配，就是“历谱”，“历”和“谱”关系最密切。日书和它们的关系要远一点。它虽用“历”，却完全是另一类。日书是数家的书，它更看重“神运”，即上面说的吉凶宜忌。

总之，“历”、“谱”属于“历谱”类，日书属于“五行”类，完全是两种书。

日书以算命推运为主，和占卜关系大，和历史关系小。

三、叶书（牒书）

叶书就是牒书。这一类，大家最陌生。其实，这种简早就发现过，只不过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它自己管自己叫什么。学者题名，叫法很随意。如：

（1）1975年，睡虎地秦墓M11出土的《编年记》。是墓主喜的简历。他出生于秦昭襄王四十五年。编年不始于这一年，而是从秦昭襄王元年记起，止于秦始皇三十年，即他46岁时，估计包括了他的一生。这篇简文，有如自传和年谱，因为是编年记载，因此题名《编年记》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3—10页。1986年，放马滩秦墓M1出土的《墓主记》，似乎也是类似的东西。因为简文尚未发表，无法做出判断。据介绍，简文是讲墓主“因伤人而弃市，后又死而复活，同时追述了丹过去的简历和不死的原因”。参看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23—31页。。

（2）1977年，双古堆汉墓M1出土的《年表》。简文残缺严重，分甲、乙两种，据介绍，主要是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在位年数，下限止于秦始皇。这种竹简，也编年，也记事，整理者最初叫《大事记》，后来改叫《年表》文物局文献室等《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21—23页；胡平生《阜阳汉简〈年表〉整理札记》，《文物研究》1991年第7期，黄山书社，392—402页。。

最近几年，我曾两次去荆州。我是从荆州博物馆的发现，才知道这类竹简叫“叶书”。

我第一次听说“叶书”是2005年12月底。我从武汉去荆州，荆州博物馆的王明钦馆长陪我到处参观。他说，他们挖出过一种叫“叶书”的竹简。我问他怎么写，他说，“叶”就是“树叶”的“叶”。当时，我很兴奋。因为我一直认为，年表类的古书，就是司马迁说的谱牒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281—286页。。我跟他说，我理解，“叶书”应读“牒书”，其实就是世表、年表和月表一类东西。

从荆州回来，武汉大学的历史学院邀我演讲，让我讲讲研究竹简的心得。我说，我已经好久不摸竹简了。这些年，只有一个新知识，就是王明钦馆长告诉我的“叶书”。“叶书”是什么？就是我很关心的“谱牒”，现在总算有线索了。

可惜的是，当时我还没有看过原物，只是听王馆长说有这么一类东西。

今年，我参加过武汉大学简帛中心举办的“出土数术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4月7—9日），会议最后一天，轮我发言，是谈简帛文献的分类，我专门讲过“视日”、“日书”和“叶书”的关系，也就是这篇文章的想法。会后，彭浩先生安排大家到荆州博物馆看竹简，我才第一次看到他们发掘出土的叶书简。

荆州出土的叶书简有两种，一种是印台汉墓M60出土，一种是松柏汉墓M1出土。参观时，我只看到前一种，简书自题很清楚，确实是“叶书”二字。回到北京，彭浩先生把后一种的释文寄给我，让我大开眼界。

最近，松柏汉墓M1有简报发表。简报说，松柏汉墓M1共出土木牍63块，内容分五类，其中第三类是“叶（牒）书”，内容是“记载秦昭襄王至汉武帝七年历代帝王在位的年数”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24—32页。。

离开武汉前，我还参观过湖北省博物馆。展品中有一件木牍，引起我的注意。

这件木牍是1986年荆州江陵毛家园汉墓M1出土湖北省博物馆《书写历史——战国秦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7年，77页。。木牍释文是：十二年八月壬寅朔。己未，□乡畴敢告地下主：

泗阳（？）关内侯寡大女精死，自言以家属马牛徒，今牒书所具（？）

徒者，□牒移此，家复不事，可令史□路（？）以从事，它如律令。

敢告主。4这件木牍也提到了“牒书”。牍文模糊不清。这里除断句、标点有一点改动，基本上是抄录展览图录的释文，第三行“牒”字上面的字似是“奉”字。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牒书”的“牒”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理解，古书所谓的“牒”，是简册的基本单位。未经编联的简册，竹简一枚，木牍一枚，都叫“牒”。王国维说：“竹木通谓之牒，亦谓之札。”见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的开头。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144—165页附印的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的标点本。

简册，有先编后写和先写后编两种。如果事先有底本，只是过录副本，往往都是先编后写。如果临时记事，有一事记一事，则往往都是先写后编。竹简，先编后写比较多，往往是抄成卷的东西。木牍，则往往单独书写，可以编起来，也可以不编，很像现在文具商店出售的拍纸本（pad notes），一张一张撕下来，单独使用。比如走马楼三国简，就是由临时记事的木牍，积累到一定时候，经过汇总和分类，再编联成册，最后裁切简册，让简头简尾整齐一点（古人叫“等”）。

叶德辉曾经讨论过“叶”和“牒”的关系。今天，重读《书林清话》卷一“书之称叶”条，仍然很有启发。

叶氏指出：

（1）“今俗称书一纸为一页”，“页”本作“叶”。

（2）“古者简籍之式，或用竹，或用木。竹以一简为一，木以一版为一枼”。

（3）“牒”与“札”互训，都指木简。

他说纸本的“叶”是源于简牍的“枼”、“”或“牒”，很对，但毛病是，他太拘泥许慎《说文》的分部。许慎编《说文》，往往以部首划界，专字专用，抹杀通假，好像每个字只许有他说的用法。叶氏说，“”字从竹，专指竹简；“枼”字从木，专指木简；“牒”、“札”互训，也专指木简；“叶”字从艸，只是“艸木之叶”。这样划分，并不能反映古人的实际用法。

现存古书，每页都有页码，这种页，本来叫“叶”。

简帛文献，也有叶号。如：

（1）1959年磨咀子汉墓M6出土的《仪礼》。这部古书，每简的简尾都有古人书写的简序编号，其中的“七”都写成“桼”。这种编号就是叶号甘肃省博物馆等《武威汉简》，中华书局，2005年，87—135页。。

（2）1993年尹湾汉墓M6出土的《元延二年日记》。这批简文分六组，每一组自为起讫，在简端标序，从“第一”至“第某”。这种编号也可视为分组的叶号《尹湾汉墓简牍》，138—144页。。

另外，上博楚简有一种讲龟卜的小书，尚未发表，也有叶号，是写在简尾。

这种叶号，对理解“牒书”很有用。

我们都知道，楚国竹简有“以事记年”的习俗。我说，“这种记年之事不会正好发生在岁首，而是该年的一种代表性事件。也就是说，其岁名都是后来清抄时补加”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221页。。现在，道理也一样，“十大新闻”都是年终评出来的，评出来，才能代表这一年。可见，很多历史记录都有二次整理。记录之前，简牍可能是散置。

1993年，我在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访问，对档案有一点体会。这两个博物馆都属于美国国立博物馆的总管部门史密森学院（Smithonian Institution）。史密森学院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下属部门。他们的办公室，经常互送memo，打电话，也有记录。这种memo，照例有四项：date（日期），to（写给谁），from（谁写），re（谈什么事）。其实，这种东西，中国古代也有。

古代史书的基础是档案，档案的基础是日常记录。所谓编年，所谓大事记，都是从零散的记录汇编而成。只有经过事后的整理，才有系统的世次，系统的编年。

牒书是用零散的简牍编成的书，主要属于文书类。

2003年7月25日写于蓝旗营寓所

补记：睡虎地秦墓《编年记》是以王年记生平（并且是从墓主出生时的那个王的头一年记起）。这种记事法应是谱牒的传统记事法。西周铜器史墙盘，就是以史墙祖考的世次对应于周王的世次。

附：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有“书之称叶”（叶原作葉）条：

今俗称书一纸为一页。

按《说文解字·页部》：“首，头也。从从儿，古文稽首如此。”是页为稽首之首本字，于书无与也。

其字又作叶。自有书本，即有此名。《墨庄漫录》称吴彩鸾所书《唐韵》为旋风叶是也。但《说文解字·艸部》：“叶，草木之叶也，从艸枼声。”于书叶之叶亦不相类，盖其本字当作枼。

《说文解字·木部》：“枼，楄也。枼，薄也。从木世声”，而楄下云：“楄部，方木也。从木扁声。《春秋传》曰‘楄部荐干’。”按：今《左》昭二十五年传作“楄柎藉干”，杜注：“楄柎，棺中笭床也。干，骸骨也。”自是枼之本义。其云“枼，薄也”，则为书叶之枼。

古者简籍之式，或用竹，或用木。竹以一简为一，木以一版为一枼。《说文解字·竹部》：“，籥也。从竹枼声。”“籥，书僮竹笘也。从竹籥声。”此竹简从之证也。又《片部》：“牒，札也。从片枼声。”《木部》“札，牒也。从木乙声”，此札牒从木之证也。

牒之木多用柹，《颜氏家训·书证篇》云：“《后汉书·杨由传》云：‘风吹削胏。’”此是削札牍之柹耳。古者书误则削之，故《左传》云“削而投之”是也。

或即谓札为削。王褒《童约》“书削代牍”，苏竟书云“昔以磨研编削之才”，皆其证也。《诗》“伐木浒浒”，毛传云：“浒浒，柹貌也。”史家假借为肝胏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为反哺之哺。学士因解云：“削脯是屏障之名”，既无证据，亦为妄矣。此是风角占候耳。《风角书》曰：“庶人风者，拂地扬尘转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转也。观黄门所辨，知札牒之木为柹木。又知木牒之牒，其制甚薄，故风可吹亦可转。

六书，枼一训薄，薄则便于翻检，故一翻为一枼。

段玉裁注字云：“小儿所书写，每一笘谓之一，今书一纸谓之一页，或作叶，其实当作此。按段氏知其一不知其二。之于牒，皆从枼声。是枼字在、牒之前明矣。竹简之书，仅能成行，不能成牒，书僮之笘，又其小者，何能谓之叶？不知字专为竹笘一之称。牒谓木牍一版之称。一叶之叶当作枼。亦取其薄而借用之，非其本义如此也。”

吾尝疑叶名之缘起，当本于佛经之梵贝书。释氏书言西域无纸，以贝多树叶写经，亦称经文为梵夹书。此则以一翻为一叶，其名实颇符。不然，艸木之叶，于典册之式何涉哉？

原载《文物》2008年第12期，7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