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具有支配作用；群体不会深思熟虑；群体受暗示的左右；群体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作现实；幻觉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体作用一致；群体中没有智力的区别；群体中的个人受幻觉的支配；史学著作的价值甚微；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性；群体的感情总是走极端；群体偏执、专横、保守的缘由；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一时的革命本能不妨碍群体的极端保守；群体对变化和进步的本能敌视；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高尚，也可以比个人低劣；群体很少被利益左右；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在简要地说明了群体特征之后，我们接下来会对这些特征的细节进行详细阐述。

应当指出的是，群体的一些特点，比如冲动、不理性、不善于推理、缺乏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情感等特点，总是能够在低等的生命体中看到，比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不过这一点并不在本书的范畴之内，因为研究原始人的心理对我们没有多大益处，我们也很难让不明事理的人相信。

现在，我们就循序渐进地将群体几种常见的特征做一一阐述。

一、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具有支配作用

当我们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时，我们曾经谈到过群体中的个体几乎完全是由无意识的动机支配的。群体的行为不是受大脑控制，而是受脊椎神经系统支配的。就这一方面而言，群体与原始人非常相似。尽管行为表现非常完美，却不受大脑支配，个人完全根据所受刺激决定自己的行动。所以说群体就像是刺激因素的奴隶，完全根据刺激做出反应。孤立的个人就像群体中的个人一样，同样会受到刺激因素的影响，但是他的大脑会对身体做出调控，会提醒自己不要轻易被冲动所摆布。用心理学的语言进行表述就是：孤立的个人有对刺激反应的加工能力，而群体却缺少这种能力。

群体不会深思熟虑

能够让群体产生冲动的原因大多是兴奋的、残暴的、勇猛的，也可以是怯懦的。但是这种冲动总是极其强烈，难以受个人利益，甚至是保存生命的利益的支配。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而群体屈从于这些刺激，所以也变得极度夸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群体可以在转瞬之间从血腥的狂热，转变成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既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刽子手，也可以简单地慷慨就义。群体愿意为了信仰而抛头颅、洒热血，从不吝啬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前，一位一夜成名的将军一声令下，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信徒愿意为他的事业去死。

所以，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计划。它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刺激，但它又总是受眼前刺激因素的影响。它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一样，往各个不同的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面上。之后我们研究革命群体时，会列举出一些群体情感多变的例子。

群体的这种变幻莫测让人难以统治，尤其是当公共权力落在群体手里的时候。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需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看不见的约束，民主就会消失。尽管群体的心愿曾热烈而强大，但它永远不能持久。因为群体不会做任何长远的打算。

群体不仅冲动，而且多变。就像野蛮人一样，群体从不承认理想与实现之间的差距。非理性的力量日益膨胀，庞大的规模和数量让群体觉得自己终将势不可挡。于是，对于群体中的个人而言，群体是无所不能的。而个体在孤立的时候非常清楚，他既不能焚毁宫殿，也不能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的蛊惑，他也可以轻易抵抗。但是一旦进入群体，群体规模就赋予了他力量，让他可以产生烧杀抢劫、奸淫掳掠的念头，并且立即屈从于这些念头。即使出现超出预期的障碍，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人类机体产生的狂躁情绪是愿望受阻的必然结果，即激愤状态。

种族的基本特征，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唯一来源。它总是能对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就像它影响大众情感一样。毫无疑问，所有的群体总是急躁而冲动的，其程度却很不相同。举个例子，拉丁民族群体、英国人的群体与法国人的群体就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25年前的法国，仅一份据说使某位大使受辱的电报公之于众，就足以触犯众怒，引起普法战争。几年后，关于谅山一次无足轻重的失败电文，又再次激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垮台。与此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士穆时遭受的一次非常严重的挫败，只在国内引起了轻微的情绪，连大臣都未被解除官职^①。任何地方的群体都有女子气，拉丁族裔的群体则女子气最多，凡是赢得他们信赖的人，命运会立刻为之改变。但是这样做，无一例外地等同于在悬崖边上散步，说不定哪天就会跌入深渊。

①1870年7月14日，俾斯麦发表了挑战性的“埃姆斯电报”，触怒了法国政府。7月19日，法国对普宣战。正是因为法国民族的好战特征，使得法国的普遍群众比较急躁、冲动，而相反，英国人群体的种族特性就比较平和、温谦一些，即使面对远征喀士穆最惨重的失败，也没有在全英国产生巨大的波动和影响。

《希望》，（法）皮埃尔·夏凡纳

此画创作于普法战争失败后，画家希望借此重振法国人民的信心。

二、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群体受暗示的左右

当我们定义群体时曾说过，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容易受到别人的暗示，我们还指出了人类集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是多么惊人。这个事实就解释了为什么群体感情可以转变得如此快速。无论人们认为这一点是多么的无关紧要，群体却总是处于一种希望得到注意的位置，因而很容易受暗示的影响。最初的一个小暗示会通过相互传染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大脑，使得群体感情走向一致，并转变成一个既定的事实。

就像处在暗示中的头脑一样，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变成实际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纵火焚宫还是自我牺牲，群体全都在所不惜。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存在，而孤立的个体在受到刺激后会结合其他理由进行充分的思考，所以个体采取的行动与群体的行动往往是对立的。

于是，群体永远漫步于无意识的领地，随时听候暗示的调遣，对理性的观点无动于衷，永远保持着生物本能的激情，丧失了一切判断力，留下的只有极端的行为。对群体而言，没有不可能这个词汇。所以，如果我们想对那些虚幻的神话故事有所理解的话，就必须牢牢记住：群体是“无所不能”的。

群体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作现实

群体中总是流传着一些神话，不仅是因为处在群体中的个体极端轻信，还因为人们的想象总能把事情进行奇妙的曲解。所以，即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也可以被传得面目全非。群体就是这样用形象来思考的，而形象本身又会立即引起与它毫无逻辑联系的一系列新形象。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就会发现脑海中无论想到事情，都会继发出一连串没有联系的幻觉影像，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刚刚想要表达的意思。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群体却对这个事实视若无睹，甚至把歪曲性的想象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的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区分主观与客观，它们把头脑中产生的影像当作现实，而不论其与事实的关联程度有多低。

幻觉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体作用一致

可能有人会说：群体歪曲事实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且十分复杂、各不相关，这是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体差异颇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群体中的个体相互传染，因而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所表现出的状态也是一样的。

《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法）欧仁·德拉克瓦罗

1095年冬天，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勒蒙城召开宗教会议。他对前来的各国骑士进行催眠式暗示：“任何人专为虔诚而不为虚荣和私利前往耶路撒冷，以救出上帝的教堂者，即此跋涉便足以代替一切的忏悔”。然后骑士们相互传染和暗示，这种思想便一发不可收拾，进而拉开了为期200多年的“十字军东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举个例子，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一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造奇迹就立刻被所有人所接受了。

历史中还有很多类似的集体幻觉，其机制大致相同。而且这种幻觉似乎具备相当好的真实性，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

群体中没有智力的区别

我们没有必要考虑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高低，因为这种智力无足轻重。从他们进入群体的那一天开始，博学之士与白痴一起丧失了观察力。

乍一看，这个论点似乎说不通。我想即使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写下好几本书，可能也无法消除读者心中的疑虑。但我并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是些没有证据支持的观点。所以接下来我要为它举出几个实例。

群体中的个人受幻觉的支配

下面实例最典型，是群体的集体幻觉让群体变成了牺牲品。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无知的，也有渊博的。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著作《海流》中偶尔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过去也曾引用过。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外海游弋，想寻找到在一场风暴中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值阳光灿烂的大白天，值勤兵突然发现了一艘船只的遇难信号。船员们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所有人都看到一只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一个载满了人的木筏。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事实上根本没有这艘船和这个木筏。于是德斯弗斯上将下令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在即将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还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深受求救、并发出混乱的哀嚎声”。就在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找到的只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幻觉才终于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群体在选择性的注意那个期待，将所有信息朝这个方向解释，另一方面是值勤者发现海上有遇难船只这样一个暗示。在群体内部相互传染的作用下，这一暗示被当场所有人所接受了。

歪曲眼前发生的事情，用无关的幻象取代真相，这是群体经常做的事情，而且并不一定需要很多人。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群体，即使他们全是博学之士，只要这种问题不是他们所擅长的，他们就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也会消失殆尽。敏锐的心理学家戴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例子，最近的《心理学年鉴》也提到了这件事。

戴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戴维先生让他们察看了物体，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做上标记，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演示了一个神奇的场面，并让他们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杰出的观察家们全都声称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来获得。而戴维先生则表示，这不过是简单的骗术。其实，“戴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不是骗术本身的神奇，而是外行目击者所提供的极端虚假的报告。显然，即便有众多的目击者，也可能会推论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是，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了。戴维先生的方法非常简单，以至于人们竟然不相信戴维先生会用如此简单的方法骗过他们。但是戴伟先生了解群体心理学，他就拥有了支配群体大脑的力量。他能让人们相信，自己确实看到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事情。”

这里，戴维先生与观众仍旧是催眠师与被催眠者的关系。可见，即使是对于头脑严谨的学者，即使他们事先就抱着怀疑的态度，暗示对于群体仍然能够发挥作用，更何况是经常上当受骗的普通群体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报纸上一直在报道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事情。五六个目击者信誓旦旦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于是，法官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那两个孩子竟然还活着，并且和溺水而死的两个孩子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就像前面提到的事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人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致命的影响。

在这类事情中，暗示的起点通常是一个人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当这个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个体就会相互传染。比如上一个例子，如果第一个观察者非常没有主见，他确信自己辨认出了尸体，有时甚至会举出一些证据，譬如一块伤疤什么的，或一些让其他人有同感的穿戴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会变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会征服一切思想，并消灭一切判断力。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同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一个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了。

另一个孩子以为他认出了这个孩子，但他搞错了。然后又开始了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

不可思议的是，在人们辨认出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又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她走近尸体，观察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伤疤。断定是她的儿子，还说“孩子是去年七月失踪的，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个女人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来。当问到他时，他也说：“那孩子是小费利贝。”紧接着，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也接连认出了在拉弗莱特找到的这个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有的人是根据那孩子佩带的徽章判断的。

　　但事实上，邻居、表弟、同学和母亲全都搞错了。六周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当地被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

应当指出，产生这种错误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通常最没有主见。这也告诉我们，目击者在法庭上证词不可全信，一点点偏颇就可能会造成十分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孩子，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地方长官惯于说童言无忌，但哪怕他们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素养，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通常在无意识地撒谎。当然，这只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它仍旧是谎言。如果一定要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的话，那还不如扔硬币来得合理。

《滑铁卢战役环形全景画》（局部），（法）路易·杜默兰

《滑铁卢战役环形全景画》（局部），（法）路易·杜默兰

滑铁卢之战发生在1815年6月18日，由法军对英普军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的决战。英军由威灵顿率领，法军则由拿破仑亲自指挥，这也是拿破仑一生的最后一战。

还是让我们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集体观察极有可能出错，而且大多数时候集体的观察会在传染过程中影响个体的幻觉，使所有个体趋向于同一方向。而且各种事实都证明，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25年前的色当一役，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我们根本没办法推断究竟是谁指挥了这场战役。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谈到：时至今日，还有人不清楚滑铁卢战役中的关键性问题，而且还妄加论断，即使这是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了群体证词的正确性是多么的微乎其微。在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时，尽管有无数证人一致证明事实的准确性，我们也应该稍加小心。因为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群体证人的证词是不可信的。那些受到质疑的事情，往往是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一件事同时被数千个目击者所证实，那么它离真相就十分遥远了。

史学著作的价值甚微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只能把史学著作当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因为群体证词的失误，史学著作记载的事实就大多是无根据的记述了，并且还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掷光阴。但如果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些文学、艺术的不朽之作，我们对于以往时代的真相便会更加一无所知。那么，关于那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光辉一笔的伟大人物生平，如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哲学家，著有《自然论》一书，对后世影响深远、释迦牟尼或默罕默德，我们还能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极有可能是一句也不会有了。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于我们而言无关紧要。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是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的形象，是打动群体心灵的神话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不幸的是，尽管我们把神话详尽地记录在书中，它们本身却无任何稳定性可言。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种族的影响，群体的想象力在不断地改变着本就虚无缥缈的神话。就像《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爱法国著名天主教修女的上帝有着天壤之别一样，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也没有什么共同特点。

因为群体的想象力，英雄的神话会发生改变，英雄离我们远去也无需数百年，也许几年之内就会发生转变。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便可以看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位伟人的神话，也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反复改变了数次。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拿破仑成了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在诗人眼里，拿破仑注定会永久的活在乡村人民的心中。30年之后，这个步态安详的英雄又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篡夺权力、毁灭自由，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不惜让300万人命丧黄泉。如今我们看到这个神话又在发生着改变。也许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学者在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时，也会质疑是否真的有过这位一位英雄，就像现在有人怀疑释迦牟尼是否存在一样。从拿破仑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这种缺乏确定性的现象，他们反而很是心安理得。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明白群体的心理特点。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没有保存下来多少真实的记忆。

三、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性

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无论是好是坏，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简单且夸张。在这方面，群体中的个人就像原始人一样，他们不能对事物进行细致的区分，总是把事情看作一个整体，看不到事物中间的过渡状态。群体情绪的夸张也受到另一个事实的强化：即不管什么感情，只有他表现出来，就会通过暗示和相互传染进行十分迅速的传播，这种感情所赞扬的观点也许顿时显得高风亮节。

群体的感情总是走极端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性，导致了群体根本不会质疑事物的确定性。就像女人一样，群体是受情绪支配的生物体，一下子便会陷入极端。怀疑一旦说出口，立刻就会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如果是个体心生厌恶或是有反对意见，不会产生太大的波澜，如若是群体中的个体心生厌恶，那后果可就十分严重了。

由于个体在群体中丧失了责任感，因而群体感情的狂暴程度也会得以增加，尤其是在异质性的群体中间。因为个体意识到在群体中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个体越肯定这一点），再加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体验到的一种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孤立个体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由于处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嫉妒心强的人，能摆脱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并感受到一种残忍、短暂，却又巨大的力量。

不幸的是，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出现在一些恶劣的情感体验上——这是原始本能的痕迹。孤立的个体因为担心受罚而不得不有所收敛；群体则无需担心受罚，所以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勾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有的时候，群体比孤立的个体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稍后我们分析群体道德时，还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体因为常常夸大自己的感情，所以只有极端的感情才能打动它们。因此，那些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们，就必须信誓旦旦、夸大其辞，才能使群体有所动容。于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们也学会了这些管用的技巧，言之凿凿、不断重复、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进一步说，群体就像是一个情感、举动十分夸张的英雄一样。它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必须要夸大。巧合的是，早也有人指出，观众总是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必须具有现实中不可能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否则观众是不会买账的。

我们举个剧场里的例子吧。曾有人指出：在剧场里有一种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这种毋庸置疑的立场是存在的，但它在原则、常识与基本逻辑上毫无相似之处。打动观众的艺术固然品味低下，不过要想真正打动观众也需要特殊的才能。我们不可能通过阅读剧本来判断这出戏是否会成功。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时，也无法预知自己的投入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他想对此事做出判断，首先要把自己变成观众才行。

这里我们再一次进行推论，以论证种族因素对群体情感的影响。一部在某国掀起热潮的歌剧，在另一国却并未获得成功，是因为这部歌剧没有针对新的市场进行调整，也就失去了作用于这一国观众的影响力。

我想现在的论述已经足够清楚了，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感情，而不会对智力起到任何作用。而且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就会大大下降。曾一位有学问的官员塔尔德先生，在研究群体犯罪时也证实了这一点。群体只能把感情提升到两个极端的境界，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

四、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偏执、专横、保守的缘由

群体只知道简单和极端的感情，任何观点、想法和信念到了群体那里都不假思索，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群体历来是用暗示的方法加以诱导，而不是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就像是宗教信仰一样，用偏执的思想对人们的头脑实行专制统治，不容教徒有任何异议。

群体一方面不容许个体质疑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如此的强大，于是群体就堂而皇之地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个体可以接受矛盾、对疑点进行讨论，但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都会立刻就会招来怒吼的、粗野的叫骂声。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如果承受不了压力就会迅速败下阵来。而且如果现场缺少当权者这样的角色对民众有所制约，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

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群体的共性，但其强度在不同群体中各有不同。此时，支配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种族观念就会表现出来。比如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专横和偏执就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实上，拉丁民族群体的发展已经彻底破坏了盎格鲁-萨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群体只关心自己所属的宗派是否还具有独立性，他们眼中的独立性是指必须让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改变信念，唯有这样才算独立。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的理解从来都是单一而顽固的。

群体面对强权卑躬屈膝

群体很容易出现专横和偏执的感情，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群体就随时有可能将其付诸实践。可笑的是，群体自己如此强大，却对强权俯首贴耳，对软弱可欺者从不心怀仁慈。他们的同情心，从不会施舍给软弱的人，却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并为暴君塑立起最壮观的雕像。毫无疑问，他们喜欢践踏无权的统治者，因为失势后的统治者和当初的自己没有两样。被剥夺了权力的人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群体感到害怕。只有像凯撒一样的人，才是群体心中的英雄。凯撒的权杖吸引着他们；凯撒的权力威慑着他们；凯撒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的人，却对强权者低声下气。如果拥有强权的统治者时断时续，而群体又跟随着极端情绪忽上忽下的话，那么群体就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一时的革命本能不妨碍群体的极端保守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群体中的革命本能是唯一主导的话，那就完全是误解了。群体的革命本能不过是暴力倾向罢了。在无意识因素的强烈支配下，群体的反叛和破坏行为总是即可爆发、即可消退，屈从于世俗的等级，也十分保守。如若对群体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无意识的奴隶。当拿破仑·波拿巴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民众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后，向他发出欢呼的反而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党人。

《马拉之死》，（法）雅克·大卫

雅各宾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个偏执而又专治的群体。它在1793年的起义中胜利夺取了政权。该派执政期间实行恐怖政策，将嫌疑的反革命者送上断头台，严格限制物价。该时期有数千人被残忍杀害。马拉即为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因为其残暴行径而遭杀害。

群体对变化和进步的本能敌视

如果不考虑群体的保守本能，我们就很难理解历史，更难理解那些民众的革命。毫无疑问，群体可能希望改朝换代，为了取得这种变革，群体甚至会发动暴力革命。然而这些旧制度的本质，仍然反映着种族对等级制度的需要，因此它们不可能得不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只存在于表面事物的影像；它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它们迷恋与崇敬一切传统；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原有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无意识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在发明纺织机或出现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里，如果民主派掌握着他们今天拥有的权力，这些发明就不可能实现了，至少要付出革命的代价来补偿。值得庆幸的是，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群体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才开始掌握了权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五、群体的道德

群体的道德可以比个人高尚，也可以比个人低劣

如果长时间的尊重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就可以被称作有道德的话，那么群体显然是太好冲动、太过多变，不符合道德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把群体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也算作“道德”的话，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勇于献身、追求和平等，那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能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遗憾的是，研究过群体的少数心理学家们只着眼于犯罪群体。所以，研究者们经常在看到犯罪行为之后，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

毫无疑问，群体的犯罪行为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过是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而已，它蛰伏在我们身上这么多年，挥之不去。孤立的个人如果在生活中想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十分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之后，便可以推卸掉应有的责任、彻底地放纵自己的本能，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的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于是就有了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小鹿时所表现出的残忍，十分类似。

《英王查理一世狩猎图》，（比利时）安东尼·迪克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精神和不计名利的举动，这是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如果要影响群体中的个人，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合适不过了，而且经常可以让个体慷慨赴死。就像十字军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事例一样，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书上比比皆是。而且只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不计名利的献身精神。群体可以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无穷无尽，根本数不过来！不断举行示威的人群，很可能只是为了服从一道指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私人利益本应该是促使孤立的个体做出行动的唯一动机，但在群体中却失去了作用。在群体智力难以理解的战争中，支配着群体的肯定不是私人利益。因为如果从私人利益的角度考虑，他们就不可能甘愿被屠杀了，就像是被猎人催眠的小鸟一样。

群体很少被利益左右

即使在一群罪大恶极的坏蛋中间，个体也会因为是群体中的一员，而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丹纳向人们强调了这一事实：“九月惨案”的罪犯竟然把他们搜刮到的战利品（钱包和钻石）放到会议桌上，而不是中饱私囊，还是在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也很难被发现的情况下。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848年革命期间，在占领杜伊勒利宫时，呼啸而过的群众竟然没有染指那些金银珠宝，要知道其中的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多日的温饱。

图为“九月惨案”的场景

九月惨案是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场暴力运动。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真是这些看起来残暴的罪犯，却没有抢夺财务，而是放在会议室里面。因为他们是群体的一员，所以很少被个体利益左右。

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群体对个人的道德净化作用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却是一种我们可以经常看到的常态。甚至在不那样严重的环境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前面谈到过，剧院里的观众要求舞台上的英雄有夸张的英雄主义美德，即使是品质低劣的成员，也会在集会中表现得一本正经。放荡不羁的人、拉皮条的人和粗人，在危险的场合里也会一下子变得细声细语。

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但他们也时不时地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不计名利和献身于真正的理想都可以算作美德的话，那么群体是具备这种美德的，而且它所达到的水平高度是最聪明的哲学家也难以匹敌的。不过，群体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的，这当然也不会降低群体的高尚品质。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群体是无意识因素的奴隶，不善于思考、推理等等。因为如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开动脑筋、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的话，那我们这个星球上就不会出现文明了，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