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上一个人”，发生在14岁，还是被禁止的，忽然之间，我有很多要忙，忙着忧郁，同时忙着掩饰忧郁。

就在这种心事重重无法自处的阶段，幸而，杨震宇的一个特殊的作文训练，制造了一个情绪的出口，延缓了内伤。

杨震宇有很多自创的教学方式，他常常带一些道具来上课。

有一次，他带了一个老式留声机。

那天课本上是都德的《最后一课》。杨震宇讲完课文之后，给我们听了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

那个黑胶唱片吱吱哑哑地转动像一个刀工了得的工匠，把德彪西的那部作品浮雕似的刻在我心头，细腻，有力，持久。

“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母语是天下最美的语言。我们听不懂法文，无从知道法语的美。但至少可以听听法国音乐家写的音乐——音乐不会因为语言而受到限制。”

我到今天为止也不确定我有没有真的明白都德，但因为德彪西，我的记忆里始终有一隅存在着一个想象的法兰西。

还有一次，杨震宇讲陶渊明，讲之前，他燃了一支他自己带来的线香，又在香烟缭绕之下带着我们大家静默了大概十分钟。说是“心不定听什么都是瞎掰”。等讲完陶渊明的文章，他用卡带放了一首古琴曲，音量很小，似乎需要彻底放松后的全情集中才能听到。我依稀记得期间好像有一只蓝绿相间的鹦鹉从开着的窗户飞进来，在教室里盘旋了一阵，落在窗户上，然后飞走了。不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但它出现在有古琴曲和斜阳的教室里，毫不唐突。后来有几次，我们回忆起这个画面，关于有没有一只鹦鹉飞过这事儿，少年们记忆不同，说到后来，我也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猛然产生了梦境，在大白天，也说不定。

阵仗最大的一次是杨震宇带了一个投影仪到教室，让我们集体把座位转了个方向，他对着教室侧面完整的白墙用投影仪放了电影。那是一节课外阅读课，杨震宇推荐的是《牛虻》。讲析之后，他在教室里放映了电影《牛虻》的片段。

不久有几个家长到校领导那儿反映，说语文老师不好好上课给同学们放电影。校方对杨震宇独特的教学方法表示关注，特地派了代表来听了几次课，也没听出个所以然，只是在最后一次代表们撤离之前，校领导郑重其事地当着我们全班同学的面跟杨震宇说还是要注重升学率。

“升学率”这三个字，害得少年们顿时陷入现实的郁闷。

杨震宇没郁闷，继续兴致勃勃按照他自己的风格带着他想带的各种道具来给我们上课。

我有一天晚饭吃得高兴，一时忘了人物立场，把杨震宇的事迹当八卦在饭桌上分享了一下。结果我妈陈萍当场驳斥道：“他当然无所谓，你以后考不上重点高中，他还照样当他的老师。你呢？你就完了你！”

我妈常在各种驳斥之后以“你完了”结尾。在我多次收到同一信号之后，也基本认为自己接近“完了”。

那一次，我妈说完我“完了”，我的恐惧从对高考的恐惧中偏离，直接奔向“别离”。一想到初中毕业，不管去哪，都可能离开武锦程，我顿时悲从中来，感觉人生确实要“完了”。

我带着这样的灰色心情每天沉浸在面对武锦程而无所适从，直到有一天，杨震宇在作文课上又有创新。

那次作文课杨震宇带来一个画架和几张图片。

杨震宇把那几张图钉在画架上，图片内容分别是人物、静物和风景。

他让我们随便选一张自己有感觉的图片写一篇作文。

“如果看不清可以走过来看仔细，文章写成什么样都行，散文、议论文、小故事，随你们便，字数也不限。我就只有两个要求，一发掘观察能力，二发挥想象力。”

杨震宇总是这样，他有很多时候都“随我们的便”。我因为在暗恋中，情感特别丰沛，特别需要借题发挥，随便选了那张风景，洋洋洒洒写了篇以“伤离别”为主题的文章。

隔周，我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作文课上朗读。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别人念我写的字。在杨震宇的声音里，我全身至少80%的细胞都像受到电击一样猛然苏醒，让我清楚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下课之后，杨震宇收拾好他的教案，临离开教室之前，沉吟了几秒，转头叫我的名字，示意我跟他走。

若干年后，得知我的中学要迁址，暑假里，我和我初中的同桌高冠一起，回去看了看那个即将被拆掉的校园。

我惊异地发现，从当时的教室，到杨震宇办公室之间不过就几百米距离。

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我跟在杨震宇身后，那条路，我好像走了很久很久。

以之前的经验，“被叫去办公室”十之八九不会是什么好事，剩下来十之一二可能是好事的，也只可能属于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

学生中的分类，分“学生”和“天之骄子”两种，表面上共处一个空间，其实根本就存在于两个宇宙。

即使杨震宇一次次在我面前打破常规，我也还是没想过，那些不同凡响的事，有一天，会跟我有关。

有时候卑微是一种惯性，一个卑微的人生，是没有胆量架设对好的想象的。

我跟在杨震宇身后，带着一身的胆怯，跟着他走进办公室。

杨震宇带着我穿过其他老师，没有特别寒暄，径直走到他办公桌旁，放下教案之后在旁边的书架上查找了一阵，抽出一本书，转身递给我。

“你可以看看这个，说不定有一天，你也写出这样的东西，也出成书。”

我接过那本书，是一本三毛的散文集。因为后来读了太多三毛，因此记忆有点模糊，想不起来那天杨震宇给我的那本，是《撒哈拉的故事》还是《哭泣的骆驼》。

从那天开始，我基本上看了所有能找到的三毛的书。

不久之后，我们那个城市的一个给青少年看的报纸举办了一个作文比赛，题目大概类似《我的理想》之类的。

杨震宇鼓励我写一篇作文参加比赛。我写了，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几个同学写成有所作为的成人，用了倒叙的方式，开篇是“我73岁那年，初春，在辞去报社总编辑第二天，我和一个来自上海的年轻记者，约在台北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那个时代，我们的课余，读余光中，听罗大佑，看三毛，喜欢林青霞。当时，在我们的语境中，“台北”象征着文化和文艺。

只不过这种文化和文艺，跟我们在学校接受的主流教育没什么交集，而我在作文里荷枪实弹地叙述着这样的向往，让那篇文章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出自学生手笔的文章风格不太一样。杨震宇似乎很喜欢那篇文章，他手里捧着我的稿子，有几秒钟，脸上露出了一种接近“俏皮”的表情，像一个收藏爱好者偶然得到了某个限量版的物件。

他嘱咐我字迹工整地誊写一遍，那天放学之后，他亲自带着我到邮局，把誊好的文章放在信封里，又看着我一笔一画地按照作文比赛列明的地址写好信封，邮寄投稿。

等那篇文章被塞进邮筒之后，杨震宇俯身对我说：“如果，这篇文章不获奖，那绝对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有问题。”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杨震宇的语气里，是一种背水一战的严肃。

在热切等待了一个多月之后，收到结果，我的文章，果然没获奖。

并且，二十多年之后，我也没有如杨震宇当年所期望的那样，写出三毛那样的文章。

我对此并不意外。

等时光抽打掉所有的妄想，留下的只有真实到让人惶恐的钢筋铁骨的荒芜，起初的梦，不管有多瑰丽或多虚幻，就都已无所谓了。或说，经过各种生活经验的折磨，才有可能发现生命的真谛，那就是，比得奖、出书和认清“他们”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一辈子要适时地发现“我”这个东西的存在。一个怯懦的或昏惑的人生，是没有“我”的。

杨震宇是适时帮助我发现“我”的那个人。

如无意外，每个人一辈子当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思考一下“我是谁”这个问题。

在作文两度受到杨震宇郑重肯定之后，我忽然有个灵感跳在半空，对着自己想要问上一句“我是谁”。

发现“我”并非是为了自大，而是为了谦逊。像西方技术与东方哲学完美嫁接的电影《LUCY》里说的那样，“知识不会令世界混乱，无知才会”。一样的：“认识自我不会令一个人的世界混乱，不认识自我才会”。

画面闪回杨震宇递给我三毛作品的那天，我手里捧着那本书，手臂微微抖了抖，无言以对。

我抖是因为我没有收到老师赠与礼物的经验。

杨震宇没理会我的局促，继续道：“我喜欢的作家杰克·伦敦有一个特别的写作训练，他会随时随地把他认为有意思的东西记录下来。通过这个练习观察能力和叙述能力，我个人认为灵感都是熟能生巧的结果。如果你对写作文有足够的热情，我建议你试试这个方法。”

就是那天开始，我开始写“观察日记”。杨震宇的要求是“一定要仔细观察，认真体会，把你观察到的都如实记录下来。‘如实’特别重要，既不夸大，也不回避，就是尽量看尽量记录尽量思考。时间长了，有可能，你会发现，你的观察力越来越敏锐。”

一周之后，我把第一次写的观察日记交给杨震宇。那一周我观察的是阳光的变化。

杨震宇把那个本子还给我的时候，在以下这句下面写了一个很大的“好”——“今天的光线强烈，我抬头看了太阳一眼，再低头，看到了世界的底片。”

尽管只有一个字，然而正是它启蒙了我对爱的认知。之后一辈子，每当谈论“爱”，我都认为，所有真正的爱，都必须基于对一个人的了解和欣赏。

我的观察日记又持续了几周，从阳光转向植物再转向每天趴在学校门口卖炸糕摊子旁边的流浪狗。第一个本子快写满的时候，杨震宇在给评语的时候又给了一个新的本子，同时作业升了级：“从这本开始，写一个你感兴趣的人。”

至此，我从杨震宇那儿得到了一个“偏方”，那些堵在我心里的单恋，伴着对武锦程无法克制的“观察”，被我一字一句写了出来。

我妈看到我经常奋笔疾书很高兴，偶尔拿一两样零食进来问我“写什么呢？”

我说：“我们老师留的作业。”

她探身过来，刚好看到我正在引用的一个词“宠辱不惊”，成语总是能起到瞬间深奥一个句子的作用。

我妈很满意，说了句：“哦，好好写。”就没再深究。

无从知道杨震宇在念我的作文，递给我三毛，建议我写观察日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对我有任何写作方面的期望。我只知道，我对自己，还没敢有太切实的期望。

或是说，三毛和未来，对那个时候的我都还太高大太遥远太模糊，我眼前亟待解决的唯一问题，就是把内心拥挤着的情绪，尽快释放出来。

不久之后，我从最初只能写出“今天J迟到了，没参加晨跑。”到后来，在杨震宇的种种启发式的评语中，已经能把武锦程一个课间十分钟之内的动态写得跌宕起伏。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写字的训练，除了一些看得到的成就感之外，还有就是，当我抽离出来以旁观的角度观察武锦程的时候，会暂时放下对他的期许。

出于对杨震宇品格的信任，我对武锦程的单恋，在文字训练中一览无余。

杨震宇对那点单恋本身保持着距离，从未过问，只就事论事地在每篇文章上圈圈点点，指出他认为好的部分和有待商榷的部分。

“有待商榷”这四个字，是我从杨震宇给的评语里学到的。“商榷”这个概念，在我的人生中出现，也是从杨震宇开始，他是第一个不用“批判”和“否定”来对待我们的大人。

在他的商榷中，我紧绷的内心渐渐舒展，人只有以舒展为前提，才可能对自己诚实。

一个少年，在十三四岁，有幸把对这个世界的诚实化作文字，练就一种技能，不管是否以此为谋生的手段，它都是珍贵的礼物。

杨震宇始终对文字之外的八卦保持着旁观。他的旁观和有控制的建议，让我渐渐懂得了克制。那个过程早早教会我一个道理：懂得距离和克制的人，不论境遇，都不至于让自己活得太难看。

杨震宇的距离和克制又并非冷漠。

没多久之后，因着一些发生，武锦程和米微微成了我们班唯一一对公然出双入对的少年恋人。因米微微毫不掩饰的高调，他们在那两天瞬间成为全班热议的焦点，杨震宇对此没有任何表态，但不久后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另一个办公室。

彼时杨震宇除了当我们班主任，还在负责学校学生会的工作，因此他有另外一间独立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常年窗明几净，只有两个座位，除了杨震宇处理学生课外活动的时候需要用那儿，平常基本闲置。

那天也是自习，杨震宇走到我的座位旁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轻轻说了一声“来”。

我又是那样，低着头，跟在他身后，穿过校园，跟他走进那个独立的办公室。

杨震宇示意我坐下，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茶杯，沏了一杯热茶，放在我面前。

然后他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略停顿，说：“要是最近不想写，可以先停停。要是想写点儿别的，随时可以问我。”

我像被打开泪闸的开关一样，开始对着那杯茶掉眼泪。

杨震宇在我面前不远的地方，看着我的眼泪时疾时徐地掉进茶杯。他没对事情本身有任何具体的议论，更没有任何肉麻的肢体语言，他的关切，自成气场，很淡，可是显而易见。

少年的容身之所其实非常有限。当成长推挤着少年们在父母面前掩藏真实的自己时，学校就成了最重要的阵地。一旦在学校也要背负另外的伪装，时光就会变得难捱。

我的单恋，就有那种在两重伪装裹挟之下的难。

自武锦程出现，我想尽办法拉长了从学校到家之间的距离，最大可能地在不是家也不是学校的地方消磨，即使这样会被我妈猜疑和叫骂也不管。比起无人能说的难过，听陈萍的批评就简单多了。

其实我从来也没有真的喜欢过商场、电影院、录像厅、公园，和没秩序的街道，我之所以坚持在它们之间穿游，被迫接受陌生人用陌生的气息制造的不安，是因为，我需要独自面对自己。伪装的累，令人心力交瘁。

还好，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孤寂时刻，杨震宇给了我一个没有批评的了解，好像一个人失落水中后及时出现的救生衣。

很多时候，支撑一个人度过人生中的诸多困境的，就是“了解”。

而那些在少年的你受伤时没有假以任何道德的指摘和批评的大人，是真君子。

杨震宇在任由我掉了一阵眼泪之后，转身从他身后的书架里抽出一本书，转移话题给我讲了一个他喜欢的作品。

他讲的是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

我记得那天他最后说：“上天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礼物，有可能是和颜悦色的给，有可能是风驰电掣的给，有时候是快乐的，有时候是痛苦的。怎么给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要发现礼物，还要尽力接到礼物。那些礼物，你不接住，或是不及时接住，就错过了，就是暴殄天物，‘礼物’是不会等你的。”

我听他的话，暂时从伤感中抽离，为他如此自如地使用的各种成语折服。

而他多次说到“上天”，令我陷入思考。

从小到大，“上天”跟我们的关系很说不清。没人特别正式地给我介绍过“上天”。这个名词不陌生，但多半用于街坊四邻的吵架骂人，用法也很单一，要么起誓要么诅咒。久了，“上天”在我印象中具备某种随时可能滥杀无辜的暴君特质。是杨震宇第一次把“上天”跟“礼物”联系在一起，恍若为一个历史冤案的平反昭雪。

那是我少年时代的运气，在我的单恋像触礁一样独自于心底的孤岛旁边撕裂沉没之时，杨震宇以君子之姿，告诉我“礼物可能是痛苦的”，这一剂及时的“了解”，送我回到可能痊愈的归途。也是这个痛苦的过程带来一个重要的领悟：每个人这辈子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就是你要发现自己的那个“我”，继而，为了这个“我”，必须完成一个使命，那似乎也是此生此世唯一的使命，即是让这个“我”，于茫茫人世中，清明、独立、勇敢地走出来，走下去，不论境遇都不要退缩，直至走到天尽头。

每个人这辈子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就是你要发现自己的那个“我”，继而，为了这个“我”，必须完成一个使命，那似乎也是此生此世唯一的使命，即是让这个“我”，于茫茫人世中，清明、独立、勇敢地走出来，走下去，不论境遇都不要退缩，直至走到天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