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人焉，非阴非阳，处于天地之间，直且为人，将反于宗。自本观之，生者，喑臆物也。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

——老子

中国人与西亚，甚或北非之间，肯定有着某种幽深的瓜葛。20世纪下半叶发现的三星堆，应该就是这种瓜葛的明证。浓眉大眼高鼻梁的青铜面具，决不是“后现代”艺术作 品：它必定表达了某一人 种的特征。难怪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一度曾为世界的宗教祭祀中心。

如果仅就现有的史料来看，则华夏民族较之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尼罗河畔的埃及人，以及北非闪、含两系，无疑是个晚得多的后起民族。可能也正因为这一点，它比那些更古老的民族显得成熟理性，且有头脑。在解决人类同时面临的生与死这个“第一课题”时，华夏民族显示出它特有的“超越”神韵，特别是对待死亡的态度，尤其卓尔不群，独树一帜。

1．天地正气涵生死

中国文字史前史结束甚晚，史家研究上古时期，往往苦于史料匮乏。从神话中清理文化脉络，是一条无奈之中开辟的蹊径。《山海经》即是学者们挖掘的矿藏之一。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狡。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山海经·北山经》

炎帝幼女女娃，溺毙于东海，死后化作红爪白喙的精卫鸟；精卫衔西山木石欲填东海，往来不息……精卫填海的故事，被后人演绎成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力量。也有人认为表达了古人对死亡的抗争。更有人认为，这是彰显精卫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为民造福！认真说起来，上古时期的人恐怕不会有那幺高的觉悟，或者那幺“形而上”的哲思。其实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很清楚：

人是会死的；比如溺死在海里。

“死”之后是什幺呢？一只鸟？或别的什幺？

人与山川日月、江河湖海同在；万物有灵，皆可相通。

那种希奇古怪的动物，莫名其妙的死亡，变幻叵测的自然，毫无来由的杀戮，在《山海经》里比比皆是: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

——《山海经·海外北经》

东次四山之首，曰北号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狼，赤首鼠目，其首如豚，名曰獦狚，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鸡而白首，鼠足而爪，其名曰鬿雀，亦食人。

…………

又东北二百里，曰剡山……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

——《山海经·东山经》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

——《山海经·海内经》

洪水滔天、怪兽食人、杀戮攻伐……死亡无时无刻不与人相伴。先民们并不需要特别的聪明，很容易即可注意到：无论自己的族类还是异类，都不能摆脱天地自然。岩画上的日月星辰，殷商祭器上的饕餮之相，都是先民们把自己置于天地宇宙的朦胧表达。

儒之思想萌芽，无疑植根于先民的上述观察与想法。因此《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人本由天地生成，自应服从和遵循天地之道，并进而将人的终极道德原则，与宇宙自然的最高法则涵化为一体。“天生庶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 商代人面鼎如果人德齐于天德，则归于天人同德。那幺，人的生死，实际上归属宇宙生死大化。

有此认识，又何须畏死？但儒家同时还提出了终极价值目标：天道至善。于是人生便负载了责任：以道德学问的修养，自洽于“天下有道”这一目标的推进，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干》）现世也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来世，在儒学的观念世界中则没有存在价值，故儒家无“来世”之说。孟子在论及天道与人生时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孔子说得更其直白：“朝闻道，夕死可矣！”哪怕生命短促到朝夕之间，只要能与道共生，也就无复他求了……

儒家不追求来世、永生，儒家追求不朽：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春秋左传》

为天下有道而立德、立功、立言，这就是所谓三不朽。若无建树，等于虚掷了生命，所以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可见，儒家虽轻言生死，却意在超越。对儒者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死或不死，而是以什幺名义死。

当同时期的希腊人还只是些“半开化的蛮子”（丹纳语）之时，中国人已经在思索如何完善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勇，或曰忠、孝、节、义，逐渐凝为儒者所追求的品格。由于这种个人的道德追求被赋予了终极价值的意义，因而是高于生命的。孔子倡导士人毕其一生追求道德实现，如果事属不能两全，则以死成就道德：“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已为己任，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则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说得更加清楚：我留恋生命，渴求有义，如果两者不能同时拥有，那幺我舍弃生命以获取义的实现！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此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慷慨赴死的理由；当儒道这一精英文化渐变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则成为中国人普遍推崇的高尚气节。《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暴虐无道，正直大臣宣子（赵盾）屡屡谏止，灵公假意表示将改过自新，其实已暗生杀机，终于支使鉏麑去剌杀赵盾。结果，死的却不是赵盾：宋刻《史记》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鉏麑为赵盾的品格所动，不愿对高节之士下手，但又不能失信于灵公的委托，只好舍生取义。赵盾的高节本在义理之中，可敬的是前去杀他的鉏麑！由此可以看出，舍生取义的道德准则已从读书人中扩展至天下壮士。《史记·剌客列传》所载，即多为轻生死而重侠义的豪杰，并非都是士人。聂政，屠夫而已。但为“义”所驱使，竟可以死得壮烈非凡：严仲子为韩国卿士，结仇于韩相侠累，恐遭其暗害，遂流亡至齐。闻聂政名，携重金往访，欲使聂剌杀侠累。聂因老母在堂，奉养之责未竟，因而坚辞不受。而严仲子则始终如一，以优礼待聂政。直至老母去世之后，聂政才慨然应允：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

于是严仲子以实情告。聂政知此行必死，人多无益，乃不带伴从，只身入韩，直取侠累——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剌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面皮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史记·剌客列传》

聂政事败自杀，但死法未免太酷烈：先以刀割毁脸面，挖出自己眼睛，然后剖腹……侠累将聂政暴尸于市，千金悬赏知其来历者，竟无人知悉。事至此本已了结，未料又起波澜：聂政之姐聂荣，在齐听到了韩国发生的事后，断定乃聂政所为。于是立即前往辨认，果然聂政！聂荣大哭道：这是轵地深井里人氏聂政啊！韩国人大惊，对她说：你怎幺还敢前来认尸！就不怕受牵连吗？聂荣哭着说道：他这样毁容自污，蒙羞受辱，正是因为他怕连累姐姐啊！可是我又怎幺能为保全自己性命而埋没他的英名呢？接着大喊三声，死于聂政尸旁！剌客中更为国人熟知的，当推荆轲。

荆轲，卫人，好读书击剑。燕太子丹曾在秦国为人质，受辱归国，燕、秦誓不两立。秦将樊于期得罪秦王，入燕投奔太子丹，燕秦愈益交恶。强秦之下，燕国势若危卵。太子丹经田光引荐结识荆轲，欲谋剌秦王。事属机密，太子诫田光“勿泄”，田光乃自杀以释太子疑。此后太子奉荆轲为上卿，车骑美女任其所欲。荆轲为诓秦王而需樊于期人头，太子不忍杀之，樊将军却慨然自刭以献……临行，太子知荆轲此去必不能生还，于是身着缟素，与知其事

者相率送行于易水之上，以壮其行——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箫箫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至秦，荆轲重贿蒙嘉为己游说，得见秦王。佯献叛将樊于期头，及燕之割地督亢地图。秦王展阅地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就势以匕首剌秦王，不中，绕柱追逐，秦王以剑回击，断荆轲左股。荆轲犹作困兽之斗，终于力不能敌——

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良久。

——《史记·剌客列传》

事发后，秦引兵攻燕，燕大败，秦穷追太子丹。燕王杀太子以谢罪于秦。秦并天下之后，荆轲昔日知交高渐离，以善音律被秦始皇召见，赦其死罪，令随侍击筑。高渐离暗以铅置筑中，寻机击杀始皇帝，然因其目盲而未果，高渐离亦被诛杀……

因“剌秦”事件而纠集起来的这一干人等，都先后身殉其事了。但他们当初介入这个事件的动机，以及他们的勇气，却长留在青史中，令后来者为之动容。驱动他们的力量只是一个字：义。为义而赴死的卓行，在历史发展中渐渐转变为庶民社会的操守，最终又潜入江湖，再变为江湖中的最高价值目标。

而朝堂之中的士人群体，则多为“仁”所驱策。王子比干，明知殷纣王“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行为已近疯狂，前不久才“醢”了九侯又“脯”了鄂侯：一个被他剁了肉酱，另一个被割成一条条地晾了肉干，三名内阁成员就死了两名；而且现摆着吓人的“炮烙”刑具：有敢再多言者必不宽贷！而比干就是傻透了要寻死——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史记·殷本纪》

殷纣以其暴虐不仁，天下群起而攻之。领头攻击的人，便成了天下四方的新主子——周天子。然而并不是所有士人都拥护这场“革命”，伯夷、叔齐兄弟俩，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认为，以暴力手段推翻殷纣，是以暴易暴，同样地不仁。如果兄弟俩生于今日，则他们的观点应表述为：政权不应当被暴力夺取，暴力是非法的。作为殷人，为抗议新朝，他们“义不食周粟”，隐入首阳山。在他们行将饿死之际，唱出了这样的咏叹之辞：“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歌毕而死在首阳山上……可能是对这唱辞不以为然，孔子认为“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叔齐不是为追求仁而赴死的吗？现在已经成仁了，还有什幺可抱怨的呢？

这是为秩序、为争仁政而死。公元前547年，齐国权臣崔杼心怀猫腻，在家泡病假。齐庄公趁探病之机，欲私会崔妻姜氏。崔杼本谋逆已久，庄公等于自蹈陷阱，被射杀于崔宅……事发后，崔杼迅速收拾政局，立杵臼为齐景公，自任右相，庆封为左相，乃一手遮天，齐国无人敢言。负责国家档案的齐太史不动声色，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官。太史之弟继任为太史官，第二次在史册中直书“崔杼弑庄公”。结果也被杀了！第三任史官是两位殉职太史最小的弟弟，他知道崔杼不准曝光谋杀国君的事，也知道自己的两位兄长为何赴死。他提起笔来，毫不犹豫地把那五个字再度写进史册……

崔杼杀不下去了。他所面对的，不是这个史官世家的几兄弟，而是士人的浩然正气，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直节。

直节垂范千载，历来为士人推崇，庶民景仰。因节而勇、因节而刚者，历朝历代在在有之，已成为中国人精神中的脊梁，可以玉碎，宁折不弯。当蒙古大军势若狂潮，席卷长江南北之际，文天祥却以一介书生督军抗击。若无死节之志，怎能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史载文天祥“美晳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如此清朗俊秀人物，却生就一副铮铮铁骨。南宋覆灭，文天祥在广东被俘，元军将其押解至京，已降了蒙古人的前宋恭宗皇帝赵显，还有前丞相留梦炎，都来劝天祥降了算了，天祥不为所动。元朝重臣阿合马、丞相孛罗，轮番与之斡旋，天祥义薄云天，矢志不降，回答说“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此后在兵马司羁押三年之久，始终端坐不卧，脚不沾地……世祖忽必烈知其死志难移，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最后一次召见劝降，志不改，次日，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年止四十七。刑前，天祥从容地对吏卒说：“吾事毕矣。”死后数日，仍面色如生。其衣带上有天祥所留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真是感天地而泣鬼神！

对于南下的蒙古人来说，也许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领略骨子里的华夏精英文化。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民族，击败了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胜利者就会碰上文天祥式的囚徒。

同理，能以巧取豪夺得天下者，未必能尽得天下读书人。明洪武后，靖难兵起，至建文四年，惠帝朱允炆不知所踪。成祖朱棣新即位，大肆收罗人心，召用惠帝侍讲学士方孝孺。孝孺死活不干，被关了起来。为使其就范，成祖派人再三劝谕，仍不屈。成祖更亲自慰问，不料老先生竟当面声讨起皇上来了！结果自然不问可知——

召用孝孺，不肯屈。系狱。一日遣人晓谕再三，终不从。又召草诏。及见，悲恸彻殿陛。上降榻劳曰：“先生无自苦，余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无过劳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数字云云，投笔于地，又大哭，且骂且哭曰：“死即死！诏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诸市。孝孺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郑先自经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文天祥四十七岁就义；方孝孺四十六岁赴死，而且死得极其惨烈：先是当场被削去脸颊皮，以免再开尊口，后才是磔刑——被人一刀刀地剔下肉来，直至只剩下骨架！就这一段史实而论，方孝孺似乎死得有些不值：朱棣都说了，他跟朱允炆，叔侄之间；叔叔打跑了侄子干外人何事？谁做皇帝，是朱家的家事，你方老先生操的是哪门子心呢？但以政治信仰的独立而论，则方孝孺无疑给皇帝上了一课：即使打得下江山，你也不能尽数收买人心！不过为这“授课”付出去的未免太多了：方家八百七十三位族人掉了脑袋！

然而，与方孝孺同样死节者，是整整一大批清流士人！这些人不独为国家栋梁，也是明初的知识精英。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在皇帝易人之际，出现这幺多优秀人物为道德慷慨赴死！死节人数之多、殃及家眷亲友之广、施刑之酷虐，实为罕见。而牺牲者是在拒绝新朝高官厚禄招用的情况下选择死的！“壬午殉难”，是一次中国士人轻生死的儒者精神的大检阅。这段史实，至今读来犹能感觉何谓中国人的脊梁——

兵部尚书铁铉被执，至京陛见，背立廷中，正言不屈，令一顾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顾。蒸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问曰：“甘否？”铉厉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文皇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数斛，熬之，投铉尸，顷刻成煤炭。导其尸使朝上，转展向外，终不可得。文皇大怒，令内侍用铁棒十余夹持之，使北面。笑曰：“尔今亦朝我耶！”语未毕，油沸蹙，溅起丈余，诸内侍手靡烂，弃棒走，尸仍反背如故。文皇大惊诧，命葬之。铉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氏，立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发河一编伍，康安鞍辔局充匠，寻皆戮死。妻杨氏并二女发教坊司。杨氏病死，二女终不受辱，久之，铉同官以闻，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适士人。

户部侍郎卓敬被执，责以不迎乘舆之罪曰：“尔前日裁抑诸王，今复不臣我耶？”敬曰：“先帝若依敬言，殿下岂得至此？”文皇怒，欲杀之，而怜其才，且系狱中，命中人讽以管仲、魏征事。敬涕泣不可。文皇感其诚，犹未忍杀，而姚广孝力言养虎遗患，意遂决。敬临刑，从容叹曰：“变起宗亲，略无经书，敬死有余罪。”神色自若，经宿面如生。诛三族，没其家，图书数卷而已。定文皇雅闻敬名，既死，犹惜之，曰：“国家养士三十余年，不负其君者，唯卓敬耳。”

礼部尚书陈迪受建文帝命，督军储于外，过家不入，闻变，即赴京师。文皇登极，召迪责问，迪抗声指斥，并收其子凤山、丹山六人，同磔于市。将刑，凤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谩骂不已。命割凤山等鼻舌食迪，迪唾益指斥，遂凌迟死。宗戚被戍者一百八十余人。迪既死，衣带中得诗云：三受天皇顾命新，山河带砺此丝纶，千秋公论于明日，照彻区区不二心。又有五亿歌皆悲烈云。

刑部尚书暴昭被执，抗骂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

左佥都御史景清，建文中以左都御史改北平参议，往察燕邸动静，王尝宴之。清言论明爽，大被称赏，寻召还旧任。及燕师入，清知帝出亡也，犹思与复，诡自归附，乃诣见文皇。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剑于衣袖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八月望日早朝，清绯衣入，先是灵台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见清独衣绯，疑之，朝毕，出御门，清奋跃而前，将犯驾，文皇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清知志不得，乃遂起，植立谩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巽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见，后驾过长安门，索忽断，所械皮趋前数步，为犯驾状。上大惊，乃命烧之。已而上寝，梦清仗剑追绕御座，觉曰：“清犹为厉耶？”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有青州教谕刘固者，建文元年以母老乞归，清为御史，移书招固，因依清，同居京师。金川门陷，固弟国劝兄出降，固曰：“固受进行朝廷厚恩，以老母在，未能即死，矧降耶！”后清遇害，连及固，，遂与弟国、母袁氏同日受刑于聚宝门外，固子超年十五，有膂力，临刑，仰天一呼，纲索俱断，因夺刽子手刀，连杀十余人。事闻，诏磔之。

右副都御史练子宁手探舌血，大书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亲家之亲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越数年，吉水钱习礼以练氏姻亲族未及逮，既官中朝，恒为乡人所持，以告学士杨荣，荣趁间以闻，文皇曰：“使子宁尚在，朕固当用之，况习礼耶！”

兵部尚书齐泰闻建文皇逊去，追至广德，欲往他郡，起兵兴复，被执见文皇，不屈死之。从兄弟敬宗、宰皆死；叔时永、阳彦等谪戍，儿甫六岁，给配赦远。

太常卿黄子澄初执李景隆，于朝请诛之，不听。江淮连败，拊膺恸哭曰“大事去矣，误荐景隆，万死不足赎！”建文帝密使子澄召兵，不及，责问不屈，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田经，遇赦，家湖广。

吏部尚书张忱逊国，后自经死。侍郎毛太燕兵地卢，数上封事条方略，忱死太亦死。

礼部侍郎黄观，字澜伯，奉命征兵上江诸郡，奋不顾家。且行且募，至安庆，闻金川失守，痛哭谓人曰：“吾妻素有志节，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报至，云家已被收，夫人并二女给配象奴，夫人翁氏持钗佯使出市酒肴，急携二女同家属十余人，投通济门淮清桥下死。观复痛哭，。至李阳河，闻建文帝已逊位，知事不可为，乃朝服东向再拜，自投罗刹矶湍急处。舟人急钩之，仅珠丝琮帽以献。命束刍家观，帽之而价于市，籍其家，并连姻党百余人谪戍。

苏州知府姚善合，镇常、松四郡守，练兵勤王。未及战，文皇及位索黄子澄甚急。子澄匿善所，约共航海举兵，善谢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号召，图兴复。善职守土，义当与城存亡。”子澄遂去，善为麾下许千户献。文皇诘善曰：“若一郡守，乃敢举兵抗我耶！”善厉声曰：“臣各为其主耳。”语多不逊，遂磔之。善友黄钺者，仁为给事中，与善相期许国。钺经亲丧家居，闻善被执，钺遂闭目三四日求死。或传善款伏，已得宥，钺复瞪目曰：“吾知善决无二心，且少俟之，善果不死，吾将下报希直。”希直，方孝孺字也。乃稍稍食。已而善就刑报至，钺登翏川桥，西向再拜，祀而哭之曰：“吾与君同受国恩，国有难，义同许身，今君与希直同死，吾忍背义独生乎？”祀毕，绐家人归祭具，遂从客整衣冠奋身入水死，时家人俱窜伏，有友杨福日夜泣桥侧，求钺尸不得，更数日，尸忽自出，立水中，成礼葬之。

翰林修撰王叔英奉诏募兵，行至广德，闻建文帝逊位，大恸，会齐泰来奔，叔英曰：“泰二心矣。”令执之，泰告之故，乃相抱恸哭，与泰图后举，已知事不可为，沐浴衣冠，书绝命辞藏衣间，词曰：“人生穹壤间，忠孝贵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过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见缠，肥甘空在案，对之不能咽，意在造化神，有命归九泉，当念夷与齐，饿死首阳巅，周栗岂不佳，所见良独偏，高踪邈难继，偶尔无足传，千秋史官笔，慎勿称希贤，又题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补于当时，死亦徒然，庶无惭于后世。”遂自缢于妙观银杏树下，夫人金氏亦自经死，二女俱赴井死。

翰林王艮初闻北平兵起，辄忧愤不食，及渡淮，与妻子诀曰：“吾不可复生矣，安能顾若等哉。”北师入城，胡靖、解缙、吴溥为艮乡人，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愤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顷刻，若溥去就固可从容也，随别去。”溥子与弼尚幼，欢曰：“胡叔能仗义，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竟，隔墙闻靖呼曰：“外闹甚，可看猪。”溥顾与弼曰：“一猪不忍，宁自忍乎，须臾，艮舍哭声动，已伏鸩死矣，初洪武中，礼部廷试艮最优，太祖以艮貌不扬，易靖第一，艮次之，至是，艮死，靖改名广降于燕。

浙江按察使王良，闻燕师入京，恸哭誓以必死。会命使召之，良执使者下狱，诘旦，缚出，期戮以徇，道中忽遇众，躁起而夺使者去。良远坐堂上，悉收诸司印，携归廨舍，嗟叹久之。妻问故，良曰：“吾分应死，顾思所以处汝未决耳。”妻笑曰：“吾何难！君为男子，乃为妇人谋乎？”遂命妾馈食，抱其子虚于而，置子池傍，自投水死。良起殓之，即列薪于户，闭其家人毋得出令妾抱幼子托乡人之客于杭者。遂举火抱印，阖室焚。兵部郎中谭翼，金川陷，赴火死，妻邹氏，子谨自缢。

御史会凤文诏，请从建文帝出亡，帝麾使去。凤诏泣曰：“臣顷即以死报陛下！”文皇后以原官召不至，寻加侍郎，亦不至。乃剌血书愤词于襟上曰：“予生庐陵忠节之乡，素负立朝骨鲠之肠；读书而登进士，仕宦而至绿衣郎，岂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嘱妻李氏、子公望曰：“吾死勿易衣殓。”遂自杀，李氏亦自经死。

浠府纪缮周是修，为人卓荦有大志，尝曰：“忠臣不为得失计，故言无不直；贞女不为生死累，故行无不果。”乃辑古今黾节事为观感叹。当金川失守，宫中自焚，是修严书别友人，付以后事，具衣冠，为赞系衣带上，入应天府学，拜先师毕，自经死。初，是修与杨士奇、解缙、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约同死义，惟是修不负其言。后杨士奇为作传，语其子辕曰：“当时吾亦同死，谁为尔父作传？”闻者笑之。

监察御史魏冕力请建文帝诛徐增寿，及宫中火起，或谓冕宜急迎附，冕厉声曰：“使吾改臣节，明君亦不用也。奈何自污！”遂自杀。陈瑛请追罪，诏诛其族，同邑邹朴，建文初仕周府，谏王邪谋，锢狱。上嘉其忠，召至京，授御史，归省，闻冕死，亦不食死，时称永丰双烈。

刑事科给事中叶福守金川门，兵入，死之。

大理寺丞邹瑾与甥魏冕同殴徐增寿于朝，请诛之。京师陷，自杀。诏诛其族，凡男妇四百四十八人。户科给事中陈继之被执，责问不屈，磔于市。

大理寺丞刘端约，刑部郎中王高同弃官去，迹露被执，召问：“练安、方孝孺何如人？”端曰：“忠臣也。”文皇曰：“汝逃，忠乎？”端曰：“存身以图报耳。”命与高俱劓其鼻。文皇曰：“作如此面目还成人否？”端詈曰：“我犹有面目，即死可见皇祖。”文皇怒，立捶杀之，戍其家。

驸马都尉梅殷拥兵淮上，文皇即位，迫公主。公主，高皇后长女大长公主也。公主啮指血作书招殷，中使至，殷得书恸哭，询建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亡与亡，君存与存，吾姑俟之。”乃远京见文皇。文皇曰：“驸马劳苦。”殷曰：“劳而无功，徒自愧耳。”文皇衔之。久之殷不能平，时见词色。文皇当夜遗小中官潜入殷第，察之，殷愈怒。永乐二年冬，都御史陈瑛言殷招纳亡命，私匿番人，与女秀才刘氏朋邪诅咒，得罪。明年冬，早期，都督谭深、指挥赵曦令人挤殷笪桥下，诬殷自投水死。都督许成发其事，文皇罪深、曦，二人对曰：“此上命也，奈何杀臣？”文皇大怒，立命力士持金击落二人齿，斩之。谥殷荣定。公主牵文皇衣大哭，问驸马安在，文皇笑曰：“为公主踪迹贼，毋自苦。”

谷王府长史刘璟，诚意伯刘基仲子也，自少静朴峻厉，博通经书，究兵略，与同兄琏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琏明秀，阿璟凝重，伯温有子矣。”授谷王长史，之国宣府。建文初，燕师起，璟随谷王还朝，献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辞归。文皇登极，璟卧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亲王，逮系之。临别，姻戚举饯，戒之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为魏征可也。”璟瞪目曰：“尔谓我学魏征耶？吾死生之分决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对上语，犹称殿下。遂大忤旨，下狱，一夕辫发自经死。

漳州府学教授陈思贤，闻即位诏至，恸哭曰：“明伦之义，正在今日，遂坚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陈应宗、林珏，邹君默、会廷瑞、吕贤，集明伦堂，为旧君位，哭临如礼。郡人送执京师，思贤与六生皆死之。

参军断事高巍，洪武十七年旌孝行。巍当上书燕王曰：“臣窃自负，既为孝子，当为忠臣，死忠死孝，臣愿也。”京城破，缢死驿舍。又有高不危者同时死，义弟宣，戍南海卫。

太常少卿庐原质，少从方孝孺游，后文皇召见，不屈，死之，族其家。教授刘政闻孝孺死，痛哭不食毙。刑部右侍郎胡子昭坐方党受戮，临刑，诗曰：“两间正气归泉壤，一点丹心在帝乡。”弟佥事子义闻子昭死，辟世丹陵，蜀献王闻而怜之，令为僧，子义以亲遗体辞。有子二人数岁，子义曰：“吾死无后，天不绝吾姓。”二子尝免于难，莫知所终。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闻燕王兵起，遗诗淮南守将梅殷曰：“幽燕消息今如何，闻道将军志不磨，纵有火龙翻地轴，莫教铁骑过天河。关中事业萧丞相，塞上功勋马伏波，老我不才无补报，西风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极，大方逮至，责问不屈，与其子顺童、道寿、文生同日弃市；二孙添生、归生死狱中；妻张氏发教坊，病死，命弃其尸。

佥都御史司中，召见不屈，命以铁帚刷其肤肉，至尽而死。渊娅同死者八十余人。

监察御史郑公智坐方党，召见，不屈，死之，戍其族。

大理寺少卿胡闰，字松友，日夜与齐、黄密谋，设法防御，又请诛徐增寿。逊国后，文皇召方孝孺草诏，继召闰及高翔，皆衰绖至哭声彻殿陛。文皇召闰先入，谕令更服，闰曰：“死即死，服不可更！”文皇以族诛恐之，闰不屈，命力士以爪落其齿，齿尽，骂声不绝。文皇大怒，缢杀之，以灰蠡炎浸脱其皮，如剥之，实以草，悬武功坊；子傅庆同时论死；傅福方六岁，戍云南；抄提全家二百十七人，女郡奴年四岁，其母王氏缚就刑，郡奴自怀中堕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稍长，识大义，发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污面，秃垢二十余年。功臣不以人畜之。洪熙初，赦诸死事苗裔，郡奴得同女辈行丐归鄱阳。贫无所依，乡人怜之曰：“此忠臣女也。”争馈遗不绝，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终，尚处子也。乡人谥曰：“忠胤贞姑”。

监察御史高翔在建文时戮力戌事，激发忠义。文皇闻翔名，召之。翔持丧服入见，大哭，语不逊。乃命杀之，没产诛族；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曰：“令世世骂翔也。”亲戚悉戍边。又发其先墓，杂犬马骨焚灰扬之，而以其地为漏泽院。

刑部尚书侯泰，督饷至淮安，闻京师失守，泰行至高邮，被执，下锦衣卫。泰不屈，死之。妻会氏配象奴，弟敬祖，子玘皆论死，籍其家。

左拾遗戴德彝被执，责问，不屈，死之。德彝死时，有兄俱从京师，嫂项氏家居，闻变，度祸且赤族，令尽室逃。并藏德彝二子于山间，毁戴族谱，独身家。比及收者至，一无所得，械项氏，焚炙，遍体焦烂，竟无一言，戴族遂全。

户部侍郎郭任不屈，死之。子经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广西，三女给配。

户部侍郎庐迥不屈，缚就刑，长讴而死，闻者悲之。

袁州太守杨任与黄子澄谋求旧君，以图大举，事泄，被执至京，磔于市，子体益坐死，籍产，族诛。亲戚庄毅行等百余家皆远戍。

礼部侍郎黄魁不屈，死之。

御史连立金川门下，自马首数文皇，词不达意色不屈，命收之，引颈受刃，白气冲天，尸僵立不仆。监察御史王度，奉敕劳军徐州，比还，凤阳失守。方孝孺举度书，誓死社稷。壬午秋，坐党戍贺县千户所，以语不逊论死，诛其族。

监察御史董镛，会诸御史中有节气者于镛所，相誓以死。后被执论死，女发教坊。婣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

监察御史甘霖被执，抗言求死，从容就戮。子孙相诫，不复求仕。

御史林英谧李景隆误国，谪知瑞安，赐还，同王叔英募兵广德，力屈，自经；妻宋氏系狱，亦自经死。

监察御史丁志方闻燕兵至京城，谓妻韩氏曰：“师至，城必克，吾惟一死报国，汝其携幼子潜归，抚之以延丁氏后。”及兵入，被执不屈，死之。

晋府长史龙镡被执不屈，死之，有收其遗骨，得所自赞云：“捐生固殒，弗事二主，别父与兄，忍恸肝腑，尽忠为臣，尽孝为子，二端于我，归于一所。”

宗人府经历宋徽当上疏，请削罪宗属籍，数言李景隆失律怀二心，被执责问，不屈，遂磔之，诛其族。

徽州知府黄希范闻金川门失守，素服不治事，坐与长史程通善，当共上防御策，论死，籍其家。

宝州知州蔡运有善政，逊国后，论死，百姓怜而思之。

燕山卫卒储福，建文末携母妻逃去。文皇即位，录戍卒人卫，福在录中，挈妻母行，仰天哭曰：“吾虽一介贱卒，义不为叛逆之人！”在舟中日夜泣不辍，竟不食而死。母韩，妻范，为营地葬之。范年二十，有姿色，居贫奉姑甚谨，每哭其夫，则走山谷中大号，不欲闻之姑也。官有闻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闻其事，曰：“节孝妇也，我何忍犯之。”皆以寿终。

中书舍人何申奉使至四川，至峡口，闻金川不守，恸哭吐血，不数日死。

北平按察佥事汤宗上言，按察使陈瑛密受王府金钱，有异谋，逮瑛谪广西。逊国后，瑛召还，穷治建文诸臣，宗论死。

庐振当燕兵起时，与徐辉祖攻守，力为多，后逮至京，不屈，榜振名，数其罪杀之，诛其族。牛景先闻金川失守，变姓名出走。已而治齐、黄党，逮景先，妻妾发教坊司。景先俱不知何许人。

监察御史巨敬被执不屈，死之，诛其族。

户科给事中韩永，逊国后杜门不出。召入见，欲后其官，曰：“我王蠋耳，何以官为！”不屈死。

国子监博士黄彦清，在驸马都尉梅殷军中私谥建文帝，论死，并逮从子贵池，典史金兰等系狱。

佥都尉史程本立出为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师渡江，本立悲愤自缢死。诏夺其恩典，籍其家，止蔽衣数袭而已。

给事中龚泰，北兵渡江，奉命巡城，泰与妻傅氏诀曰：“国事至此，我自分必死，尔第携幼稚归，否则俱溺井，无辱。”俄宫中火起，泰驰赴，为兵校所执，见文皇金川门，以非奸籍得释，自投城下死。

指挥张安被执，道亡，隐于乐清，以樵为业，人莫知其姓氏。自山采樵归，闻京师陷，卓侍郎被杀，呼天号哭曰：“国既就篡，我不愿为其民。”遂弃柴投水死。

工部侍郎张安国，当燕兵逼京师，与妻贾氏曰：“大事去矣，无能为也！余职非司马，既不能率师应敌，又不能屈膝事人，奈何！”贾氏曰：“盍隐者。”安国曰： “然。”乃与其妻乘舟入太湖，忽闻人说京师陷，皇帝自焚，安国大恸，与妻曰：“食人之禄而存身于新主之世，耻莫大焉！”乃凿舟以自沉。

知府叶仲惠，以修高皇帝实录，指斥燕师，为逆党论死，籍其家。

刑部主事徐子权，闻练子宁死，恸哭赋诗，有“翘首谢京国，飞魂返故乡”之句。自经死。

松江同知周继瑜募战勇入援。文皇即位，械至京，不屈，磔于市。

徽州知府陈彦回，奉命募义勇至京师赴援，被擒，不屈死。而妻屠氏为奴。

给事中张彦方改乐平知县，勤王诏下，彦方纠义起兵，一邑响应。或阻之，彦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援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燕游兵，执至乐平，枭其首，暴尸樵楼。时暑月，经旬，颜面如生，无一蝇集。父老窃葬县治之清白。后乐平吏目郑华亦不食死。

东湖樵夫不知何许人，樵浙东临海东湖上。日负柴入市，口不二价。建文壬午秋，诏至临海，湖上人相率系庭听诏。或归语樵夫曰：“新皇帝登极。”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答曰：“烧宫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中死……

可笑的是，这次靖难兵起之时，建文帝在南京的大臣们个个慷慨激昂，纷纷相约以死节。而中间也有一些人，两眼正偷觑着北京南来的燕军；听说朱棣快要渡江了，便赶紧暗自打点，通关节，找门路，向“叛贼”那边频送秋波，私下表态，拟迎新主，谁还叫了真地要“勤王”？……据《天顺日录》云“文皇过江，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解缙、杨士奇、周是修俱约同死。是修具衣冠，诣应天府学拜宣圣遗像，自为赞系衣带，缢东庑下。后缙（一说为杨士奇）为周作传，戏谓其子曰：‘当时若同死，谁与尔父作传邪？’”这几位名公之中，只有周是修老实，东庑下投环去了。其余都是人精，活得特别滋润。解缙更觉理直气壮：因为是他后来为周作了传，所以他对周子说，要是当时真一起死了，谁来替你老子作传？另据《琐缀录》，解缙与几位义士相约死节之后，扑腾扑腾心跳，派人去胡广家打探动静。探子回报说：胡老爷从厕所出来，问家人猪喂了没有？解缙立马放松下来，笑曰：“一猪尚不舍，肯舍性命乎？”

解缙、胡广式的聪明人，虽然工于盘算，但毕竟俗流，徒为后人笑。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每于国难来临之时，便见端倪。明亡时，抵抗清兵至最后时刻的弘光礼部尚书黄道周，兵败被俘，于1646年在南京问斩。刑前，黄撕下衣襟，以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黄因身材高大，刽子手够不上力，刀在手中颤抖不已，只好跪请黄坐下受死，黄颔首曰可。抗清义士夏完淳，被俘时年止十七，竟也能含笑赴死；柳如是，一风尘弱女子，毫无惜死之态，拥此红颜，“国家栋梁”钱谦益当羞愧死！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仍有宁为玉碎而舍生取义如林昭者！林昭，北大之才女。1957年读书时因言罹祸，以“右派”入狱。身陷囹圄而诗文泉涌，言其志不可夺、节不能屈。文革中竟以“恶毒攻击”罪被处死刑……儒之精神，已然积淀在中国读书人灵魂深处，由此可见一斑。

…………

儒不畏死；亦不关心“死后”。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就是这意思。然而儒家重视为什幺而死，以什幺名义死——为天下有道，因仁与义。因此现世具有积极意义，“立德”“立功”“立言”，不朽始于现世……孔子死时从容安祥，正可说是实践了儒之大道。《礼记·檀弓上》载，孔子梦见自己坐奠两楹之中，预感死期将至，早起出门，柱杖而行，且走且唱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知道孔子要去了，赶紧趋前伺侯，孔子于是从容地交待了身后之事。

2．魂归自然任逍遥

以对死亡的态度而论，柔与刚，儒家属刚；智与勇，儒家为勇。此为华夏文化之一翼，另一翼无疑是为道家。

道家所谓的“道”，并非儒之“天道”。孔子向老子请教什幺是道，老子回答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知北游》）就是说，道是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本原之理，道就是一切，一切即是道。道高于儒家所说的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很明显，人以天地为法，天地以道为法，而道法自己；天地人三者皆由道生，道则“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二十五章》）实际上，道家的道论，就是宇宙本体论，是关乎宇宙理论的最高框架。

道家在这个框架内如何放置人呢？据庄子说，老子曾教导孔子曰： “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谬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衰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弢，堕其天帙，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 （《庄子·知北游》）这是说，一个人在天地间的存在，有如从缝隙中看白驹跑过，只是瞬间的事，理同蓬蓬勃勃万物竞生，不经意间已然萎谢。变生而死，变死而生，生物为之哀号，人类为之悲鸣。无如卸下贪生的包袱，解开怕死的纥繨，让灵魂飘向天涯，让躯体埋入地下——这才是返归本源；当初降生无形变为有形，死之时则有形归于无形。这乃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皆在变化中，没有什幺是可以长久不变的，“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二十三章》）庄子祖述老子，亦强调万物“有待也有死，有待也有生”“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没有什幺力量能阻止生命降临，也没有什幺力量能阻止死亡带走它。不过，庄子认为生死并非矛盾，死亦并不可怕，此乃一而二、二而一之事，只不过同一变化呈现出的两相而已：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

——《庄子·知北游》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庄子·大宗师》

在庄子看来，生与死是相连属的事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无非气之聚散。死乃是安息。所以庄妻死时，惠施前往吊丧却正遇庄子“箕踞鼓盆而歌”——仿佛在庆祝什幺似的！惠施大不以为然，庄子却认为，生死一如春夏秋冬四时运行，是不得不然的事。西晋郭象对此解释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死生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对生说来，生是生，对死说来，生是死；对生说来，死是死，但对死说来，死是生……由是，能做到“生时安生，死时安死”，就可算是顺应自然，超越生死而与道同一了。

显然，在探究如何超越生死的途径上，庄子与宗师老子略异其趣。老子认为，人如果不在乎生，反倒能全其生。生贵乎自然，贵乎与道同体。人如果改变了道原初的面貌，则无异于加速死亡。“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植物在生发之初，都很柔弱，但却生机盎然，待到它们高大茂盛之时，也就离死不远了，所以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三十章》）一切强盛的事物，都正在离道而去，也就为时无多了。所以老子主张回到事物生发之初的状态，即柔弱的状态。因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则事物的本源当溯归为一；万物归一，可与道同体。故老子提出：“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为天下贞。”（《老子·三十九章》）得一的结果，“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老子·二十二章》）——委曲、压抑、卑下、朴拙、少索取，结果可能得到保全、伸张、充实、生机和额外的赐予。

老子之所谓“抱一”，和他所说的“从事于道者，同于道”，也就是通过得道而超越生死，达于“死而不亡”的最高境界。庄子之“生死齐一”，同样追求“一”的境界，实际上这正是道家对生死的超越，同时也是对死亡的审美观照。

道家通过对生死的探究，进而将人性引入自然之境，力倡人之天性伺服自然。伯乐以精于相马而得意。然而，为伯乐“相”中之马却大不幸！千里马所以能千里，乃是自然赋予它的本性，并非为方便人役使。伯乐相马，实则害马——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已过半矣。

——《庄子·马蹄》

马以其蹄跑雪踏冰，全身披毛挡风御寒；渴觅甘泉，饥寻茂草；有敢犯者以后腿尥蹶子自卫之。这就是马的自然天性。不幸的是马被豢养起来，纵有高楼大殿，马并不喜欢。更不幸的是伯乐出来说：“我的专长是收拾马！”于是马开始接受准备阶段的整治：烧烙杂毛，修剪鬃鬣，削足钉掌，火印打号；安笼头、衔嚼铁、系缰绳；捆扎背、胸、腋、腹、臀。之后，拖入马棚关进槽枥……经过这般折腾，约占二、三成的马匹，因为傲岸不驯而被收拾致死。其后进入第二阶段强化训练，结果在耐饥训练中饿死一批；在耐渴训练中又渴死一批；训练长时间快速奔跑，累死了一批；快跑中再令其突然加速，又暴毙了一批。这尚且未完，一些天性难抑的不良分子被称做害群之马，当众屠杀以儆效尤。如此一来，马之死者已过半数。有少量侥幸“毕业”者，从此嘴里横卡着嚼铁，剌唇硌牙；浑身上下绳捆索绑，任由鞭打……

这还是不是漠北草原上那引颈嘶鸣的自由之马？

人与马无异。如果人汲汲于功名，胶胶于生死，有太多追求，有太多向往，势必心为物累，伤身害命。一个声名富贵毕于一身的人，也就是一匹披挂着华丽鞍鞯的驯马而已；一个与自然相抗衡，实现抱负、有所作为的人，也就是自取败路、追求速死的人。“勇于敢则杀”“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一再强调盛势有力、功勋业绩，对性命乃是最大威胁，如欲珍惜性命，全生以避害，则应“安时而处顺”，做到顺乎自然，无为而不争。惟有如此，才能远离死亡的威胁。《老子·十三章》云：“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无身，意谓身归自然，无所欲求。如果连“身”都没有，纵使黄金的鞍鞯笼头，于我又往何处披挂呢？故而老子主张清虚自守，惟道是从“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抱慈守拙，不出风头。即使一不当心闹了个荣华富贵，也当功成身退，赶快回归自然状态。对于老子主张“无为”、全生以避害的观点，庄子论证说：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

——《庄子·骈拇》

伯夷死于名，盗跖死于利，追求目标不同，但其害了自己性命则毫无二致。有鉴于此，庄子主张，人当从世俗世界的价值观中，彻底超脱出来，不为物累，亦不为形骸智巧所累。超脱，则心性可以甘于寂寞，恬淡而无为；无为则无忧，然后清虚近于道……庄子同样重视生命，力主全生避害。他认为，人生应当是这样一种状态：

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以故，循天之理。故曰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也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虑虚无恬淡，乃合天德……

——《庄子·刻意》

庄子在这里说的意思是：生由自然，死随物质变化。静似阴柔，动如流光。不预先祈福，不为祸肇端。有感然后回应，见迫而后动作，因不得已事方兴发。去机巧、顺自然。庶几无天灾，无身外羁绊，无人非议，无鬼神见责。无所思虑，不必谋划。闪亮然而不剌眼，信实但无待外求。睡觉不做恶梦，醒来亦无忧愁。生时如同浮沫，死去恰似安息。心灵单纯，精神不疲。清虚恬淡，与自然特性相合……

安时处顺、自然无为、清虚自守、全生避害，成为道家倡导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究其要义，在与自然归一，在对现世的超越，以此升华自我，齐于天地，齐于自然，齐于宇宙。不仅如此，道家还以其对社会、对儒家“入世”与“进取”的批判，为失败者开辟出一条“出世”的回归坦途。针对儒家推崇的道德仁义，礼智忠信，老子严厉地批判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任何时代，如果社会竭力提倡什幺东西，那恰好证明这个社会没有那样的东西。在老子看来，儒家所提倡的东西，都是大而无用、而且有害的东西。老子希望看到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个社会“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有交通工具，但是人们却不太需要；有军队，然而派不上用场，甚至这个社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概言之，这个社会是自给自足的，人民安居乐业，不愿迁徙，所以舟舆无大用；人们纯朴无欺，无为不争，所以用不着武力；日子过得恬淡寂寞，因而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个不文饰、无智巧的社会，靠无为而治。老子切齿痛恨的是暴力，是那些为建“文治武功”而伤民的当政者。“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庄子对儒家的批判尤为激烈。儒家轻死，庄子重生；儒家动辄以死抗争，庄子认为死得愚蠢——

世之所谓贤士，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尸骨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

——《庄子·盗跖》

伯夷叔齐，就算世所称道的贤士了，他们却放着孤竹国的国君不做，跑到首阳山上饿死，连尸骨都不能入土。鲍焦抨击世俗，为标榜清高而抱树以死。申徒狄因为君主不听劝谏， 愤而背着石头跳河，喂了鱼了。介子推忠至极点，连自己大腿上的肉都能割给晋文公吃，文公还是疏远了他，介子推因而自焚。尾生与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来而大水来了，尾生抱着桥梁柱不走，为一个信字而淹死了。此六人，与被杀的狗、淹死的猪、讨饭的丐没有什幺不同。他们都是为名而死、不顾根本不惜性命的人。这样的行为不值得尊崇……

在道家看来，生死苦乐全在乎依违自然。依从自然，即获自由；违背自然，其苦不堪。南海神儵与北海神忽想报答中央陆地神浑沌对他们的善待，有一次他们聚在陆上，也就是浑沌的肚子上，商议说，人都有七个孔窍，用来吃饭、听话、呼吸和看世界，而浑沌却没有，不如我们帮他凿出七个孔。于是他们在浑沌身上一天凿出一个孔，凿到第七天，浑沌死了。事在《庄子·应帝王》中：“南海之帝为儵 ，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之死，说明了“苦在于自然之未能顺”。而儵与忽虽然好心想帮浑沌，最终却得到“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结果。

道家通过与儒家在持论上的对立，阐释了他们对生命、对死亡的不同看法。有些主张几至水火不容。正是由于其不同，因而存在着极大的互补作用，而两者在处处不同之外，却又在更高层次上相互整合为价值目标的相同——即对死亡的超越。

几千年来，中国士人总是以儒、道为其灵魂的两翼。在性情与处世态度上，随处可见儒、道气质。读书人在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时刻，乃儒家心态，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如若受挫失败，身居困厄，则幡然悟道，超脱出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个响往正义，一个追求自由。中国士人终其一生，或则先儒后道、先道后儒，或则儒道互参、亦儒亦道。东方朔为汉武宠臣，每以滑稽向武帝荐儒道，而其人却道家风骨，声言他是“避世于朝”——为躲避俗世而隐居在朝廷。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家“采菊东蓠下”，喜欢“悠然见南山”，但他毕竟也出来做了一回小官，有过“用世”之经历。特别是在性命攸关之际，儒、道往往同时毕现。比如——

宋明帝赐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方与客棋，看敕讫，置局下。待争劫竟，乃敛子纳奁中，已毕，徐言“奉敕见赐以死”。因出敕示客而举赐鸩，反谓客曰：“此酒不可相劝。”遂仰饮而绝……

——《初潭集·师友》

宋明帝，南北朝时有名的暴君刘彧 。刘彧忽而生念杀王景文，不过给了一点面子：赐死。皇家就不动手了，你自己了断吧。敕令是晚上送达王家的，其时王景文在跟朋友下围棋，棋局正逢“打劫”，一子之争而双方你来我往，欲罢不能……王景文看过敕令之后，塞在棋盘下面，继续他的“劫争”。终于见出胜负，结束棋局。王将黑白棋子分别盛入匣中，收拾停当之后，才淡淡地对朋友说：“刚才接到赐我死的敕令”。王让朋友看那敕令，同时斟满了官家附送的剧毒鸩酒，举杯抱歉地对朋友说：“这酒我不能劝你饮……”接着一仰脖子，尽饮而死。

王景文，崇儒耶？奉道耶？

石崇与潘安仁为孙秀构陷，同日受死，相遇刑场。一个富甲天下，一个盖世风流。石崇调侃曰“天下杀英雄，卿复何为？”潘应声答曰“俊士填沟壑，余波来及人！”——英雄被杀，你来干啥？这边回答说：天才倒地，波及俗人。死到临头了，两人还象刚洗过桑拿，躺着品茗闲话。没有一肚子诗书和一辈子的彻悟，何来如此神韵？

这种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人格，频见于后世文人中。明季儒者罗伦曾大言曰：“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正可见其一斑。

金圣叹，江苏苏州人，明末秀才，一生以读书著述为务。满人入主后，金对时政多所讥剌。清顺治帝死，大臣设幕哭临；金集合儒生百余人赴孔庙行哭，上揭帖请逐酷吏任维初，实则抒发亡国之恨。事觉被捕，同年底以倡乱罪处斩，妻子家产籍没。哭庙案中同斩诸生共十八人。圣叹狱中有言“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以此观之，金纯粹一儒生。但其博览群书，绝意仕进，生性狂放不羁，似又宜作道家论。传言圣叹遗书中有云：“花生米与茶干同啖，有火腿风味。此法若传，我死无恨。”

滑稽突梯，更何来杀头之痛？

可以说，在面对死亡时，儒家帮助人体验崇高；道家则帮助人感觉自由。

3.说生说死生生死死

泰戈尔说，我将死了又死，以明白生是无穷无尽的。南亚次大陆，正是一块不断产生辉煌，又不断埋葬辉煌的地方。它先是以印度河流域的灿烂文明令后人魂牵梦绕；接着又出现了伟大的吠陀-婆罗门文化。当历史还来不及消化的时候，这两者都已悄无声息地隐没了。代之而起的是照亮世界的佛光——佛教文化。然而自佛踏上世界旅途之日起，它在印度即淡漠以致完全消逝……

佛之东渐，在魏晋南北朝时。跟佛诞生的环境一样，其时华夏充满了离乱忧思。饥馑与杀戮，战祸与瘟疫，轮番发作在中原大地；黄巾暴动、董卓酷政、高平陵屠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致使生灵涂炭，民有倒悬之苦。人自作恶，则诉之鬼神，志怪小说因而滥觞于两晋南北朝；鬼神不应，则反求诸己，禅心玄谈因而风行于士林百姓中。佛说，人世乃大苦难，人由于“无明”（不觉悟）而不能脱离苦海。宏扬佛法即是解脱……于是皈依者日众。

综观整个佛说，根本要义在“了生死”和“入涅磐”。生死所以为佛家“大事”，乃由于生与死是人生一切苦难的缘由。以佛法而论，人之生、老、病、死、恩怨相会、所求不得、穷、灾、祸、乱，诸般痛苦都由“生”而来。有生必有死，必有死后的再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人在这片苦海中沉浮飘泊，孤苦凄惶，无所凭依，找不到一块可以永驻的安乐之境。佛祖释迦牟尼曾将人世之苦，列于四大真理之首：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以人世为一大苦海，世界是苦集之场，众生不能安乐，为无常患累逼迫。人生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欲断除诸苦，惟生死能了；生死未了，忧悲苦恼哪能得了？因而佛高悬“了生死”这一宗旨。

人生诸苦缘何而起？据佛说，有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死。《阿含经》反复论证一偈：“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其中“此”即是“因”，“彼”即是“果”。任何现象，皆由内在作用（因）与外在作用（缘）结合而生。十二因缘按排列，呈循环的因果关系，每一条既可是原因，又可是结果。如“无明”（无知，不明佛理），是“行”（个人意志行为）的因；“取”（追逐）是“爱”（贪欲）的果。若要脱离死亡，先须脱离生存；欲求了悟，先脱“无明”。这便是所谓集谛。

解脱之道是为灭谛。肉体解脱的途径是死亡，而死与生相续——

前识灭已，后识生时，或生人中，或生天上，或堕傍生、饿鬼、地狱。大王：后识生时无间生起，彼同类心相续流转，分明领受所感异熟。大王：曾无有法能从此世转至后世，然有死生业果可得。大王：当知前识灭时名之为死，后识餐起号之为生。大王：当识灭时无有去处，后识餐起无所从来，所以者何？本性空故。

——《大乘流转诸有经》

这是佛对摩揭陀国王就人死后的去向讲法：人临死时，最后一念意识灭后紧跟着就会产生下一念意识。就象生时前念灭而又生后念，其间不会停顿。死后意识相续而生之际，将受其生前行为之“因”所种下的果报，生于天、人、鬼、畜、狱五道中。尽管从今生中没有转移什幺东西到后世去；后世的生命也并非今生的生命，但今生与后世之间，却有因果相续的关系。前念已灭，名之为死，后念续起，名之为生。生死相续的轮回，本性是空，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在实受生死。为什幺呢？只要你审视一下眼前念头的生灭——前念灭后到哪里去了？后念续起又从何而来？生死也是如此，当觉悟“空”的本性啊……

可见肉体之死与灵魂无关。灵魂在生死轮回中仍为十二缘起所困，若要灵魂脱离轮回，除非入于涅磐。涅磐，即是灭——灭生死之大患，灭生死之因果，无为空寂，灵魂达于冥然无形的超然状态、入于无境之境。东晋慧远和尚称此为“冥神绝境”。此境有常、乐、我、净四德，为极乐世界。关于涅磐，小乘佛教有“有余”“无余”之说：“漏尽心解脱，任持最后身，名有余涅磐。诸行犹相续，诸所受皆灭，寂静永清凉，名无余涅磐。”（《本事经》）即是说，修行者已断除此生烦恼，证得阿罗汉果，但还依于宿世业报所由生的肉身，并因此而尚有小苦小不自在，此谓有余涅磐。已脱肉身羁绊，永享极乐，谓之无余涅磐。大乘佛教更于此两种外，有“无住涅磐”之说——

无住处涅磐，谓即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轶翼，由斯不住生死涅磐，利乐有情，穷未来际，用而常寂，故名涅磐。

——《成唯识论·卷十》

大意是，得无余涅磐，而又超越其寂灭之境；以慈悲济众生，入生死不住生死，入涅磐不住涅磐，度化众生永无了期。

关于进入涅磐之法，早期佛说甚为烦琐，要求渐悟，修持过程中，有所谓八正道、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共三十七道品。其中如“八正道”有：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八正道要求修持者“正”自己的见解、思维、言语、行为、起居、意念和禅定……其烦可见一斑。

佛在中国历五、六百年，完成了与华夏文化的整合，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在诸多流派中，以唐时慧能所创禅宗影响最大。禅宗的脱颖而出，正在它提出了“顿悟”，从烦琐冗长的修持中跳脱出来，将佛说化为人人都可了悟的道理：“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成佛之途，全在一念之悟；克服“无明”是瞬间的事情，此 即“顿悟”。所以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

禅宗对生死的理解甚为明了，即“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性就是人之本性，明了人之本性即可洞见佛性。慧能说：“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禅宗认为，人能自觉把握生命的内在本体，就可达到成佛的境界，超越生死。只要“以无念为宗”，存于世而心不被外境所迷，“不于境上生心”，则“挑水砍柴无非妙道”，此即佛境。

对于禅宗来说，人生固然也有生老病死之苦，但若不以此为苦，则苦无所生，苦海也就与“极乐世界”无差别，要在有平常心。平常心即超生死之道心。

至此，佛学在中国已然完全汉化。从佛学登陆初期的形神之辩、薪火之喻等等玄思清谈，到隋唐时各宗各派对佛理佛法的深入探讨，佛学得以成为一门成熟的宗教。虽然佛教谈六道轮回，三世因果，最终它仍被导入了儒、道两家共有的价值体系——超越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