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雾霭笼罩着大地。公路旁边的高压电线上，不时闪烁着汽车灯的反光。

明明是无雨的天色，但黎明时分的大地却变得潮湿起来，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亮起时，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便隐约呈现一个微微发红的斑点。人们在几公里以外就感觉得到集中营的气息，因为通向这里的电线、公路和铁路愈来愈密集。这是由一排排火柴盒似的棚屋整齐排列的区域，棚屋之间形成一条条笔直的通道，上面是秋季的天空，地面上大雾蒙蒙。

远方传来漫长而低沉的汽笛声。

这条公路紧靠着铁路，一队汽车满载纸袋包装的水泥在公路上疾驰，有时几乎与长长的载货军用列车同速行驶。身穿军大衣的汽车司机们从不回头望一眼并排行驶的列车车厢，也不曾留意车厢里人们灰白的面孔。

浓雾中显现出一道道架在钢筋混凝土柱子上的铁丝网，这便是集中营的围栏。一座座棚屋排列成行，形成宽阔平直的街道。这些样式单调的棚屋，透着这座庞大集中营的惨无人道。

在上百万座俄罗斯木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相同的木屋。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不可重复的，难以想象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两株完全相同的野蔷薇……在那些企图以暴力抹杀生命独特性的地方，生命便逐渐衰亡。

头发花白的火车司机用一只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从身旁闪过的一根根混凝土柱子，安装着旋转探照灯的高高的塔架和一座座混凝土岗楼，岗楼上亮着一盏镶着玻璃罩的电灯，隐隐能看见一名卫兵站在旋转式机枪旁边。火车司机向助理递了个眼色，机车立刻发出警告信号。一座亮着电灯的岗亭闪过，只见一队汽车停在放下的条纹栏木前，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照射着，如瞪着火红的牛眼。

远处传来汽笛声，列车迎面驶来。火车司机对助理说：“这是楚克尔，我听这大嗓门就知道是他来了。他刚刚卸了货，现在空车驶往慕尼黑。”

空空的列车轰轰隆隆地迎面驶来，从开往集中营的军用列车旁边驶过。撕碎的空气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车厢之间的灰暗空隙闪烁着，忽然间，支离破碎的空间和秋日早晨的亮光又融成一片，形成一幅徐徐奔跑的画面。

助理司机从衣袋里掏出小镜子，照了照自己脏兮兮的面颊。火车司机向助理打了个手势，示意要用一下他的小镜子。

助理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喂，阿普菲尔同志，请相信我，要不是给车厢消毒，我们可以赶回来吃午饭，绝不会拖到凌晨四点钟才回来，弄得筋疲力尽。好像在我们车站就不能消毒一样。”

人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消毒，老头儿有些厌烦。

“拉一下长笛。”他说，“不准我们进备用站台，就直接驶进卸货总站吧。”

2、

在这座德国集中营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外语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第一次真正派上了用场。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很少有机会同外国人交谈。现在，他回忆起在伦敦和瑞士侨居的年代，那时他同外国革命家过从甚密，经常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聊天、争论、唱歌。

住邻床的意大利神父加丁告诉他，这座集中营里关押着五十六个不同民族的囚犯。

数万人居住在这座集中营的牢房里，他们有着同样的脸色，同样的衣着，同样的命运，走路时发出同样的沙沙的脚步声，喝着用俄国囚犯们称之为“鱼眼”的人造西米和冬油菜做的同样的稀汤。

集中营的头头们按照编号和缝在衣服上的布条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类的犯人：红布条的是政治犯，黑布条的是怠工者，绿布条的是小偷和撬门贼。

由于语言不通，人们无法相互交谈，但相同的命运将他们系在了一起。分子物理学家和古文献专家，同意大利农民和不会签自己名字的克罗地亚牧民睡在相邻的简易板床上。当年天天向厨师订早餐、常因胃口不好让女管家大为不安的人，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去上工。他们穿着嗒嗒作响的木底鞋，以忧郁的目光张望着，看挑桶送饭的来了没有。

虽说这些囚犯出身不同，但他们的遭遇却有一些相似之处。当他们头脑里出现往昔生活的幻觉时，不知是联想到了尘土飞扬的意大利公路旁的小花园、北海阴郁的喧嚣声，还是博布鲁伊斯克市郊的干部宿舍里橘黄色的纸制灯罩，所有囚犯都觉得自己往昔的生活是美好的。

囚犯进入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苦，就越热衷于吹牛。

他们吹牛并不是为了骗人，而是为了颂扬自由：集中营外面的人无疑是幸福的……

在战前，这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

于是出现了一种由国家社会主义制造的新型政治犯——不曾犯罪的罪犯。

许多人被关进这座集中营，是因为同朋友谈话时批评了希特勒的制度，或者说了一个带政治内容的笑话。他们既没有发传单，也没有加入秘密政党。他们的罪名是——有可能进行这些活动。

战争期间，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关押战俘，也是法西斯当局的一项新措施。这里关押着在德国领土上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以及盖世太保感兴趣的苏联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法西斯分子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同他们合作，提供咨询，逼迫他们在各式各样的声明上签字。

这座集中营还关押着一些怠工者。这些人故意旷工，企图擅自放弃在军事工厂和军事工地的工作。把不好好工作的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新发明。

集中营里还关押着一些衣服上缝着淡紫色布条的人，他们是从法西斯德国出走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当局采取的一项新措施。离开德国的人，不管他在国外表现得如何忠诚，自然也成了政治敌人。

那些衣服上缝着绿布条的人，即小偷和撬门贼，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享受着特殊优待。警备队依靠他们监视政治犯。利用刑事犯来控制政治犯，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发明。

这座集中营里还有一些犯人由于命运与众不同，以至于当局设计不出与他们的身份相符的布条颜色。他们中有一个耍蛇的印度人，一个从德黑兰来的研究德国绘画的波斯人，一个学物理的中国大学生。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在集中营的简易床上为他们留好了位置，为他们准备了盛菜汤的饭盒，每天让他们在工地上干十二个小时的活。

军用列车昼夜不停地开往死亡集中营。

空气中充斥着车轮的轰隆声、机车的咆哮声和数十万衣服上缝着五位数蓝色号码的囚犯们上工时的脚步声。这些集中营成了新欧洲的城市。它们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它们有自己的设计方案，有自己的街巷、广场和医院，有自己的集市、旧货市场、火葬场和体育场。

与这些集中营相比，与焚尸炉上方令人触目惊心的深红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监狱显得多么幼稚，甚至带点温和而淳朴的味道。

表面看来，管理这样一大批囚犯似乎需要一支上百万人的庞大监视者大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穿党卫军制服的人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在囚犯的牢房里露一次面。在这些集中营里，囚犯们自己担负着警察和警卫职责。

他们自己维护集中营里的内部秩序，自己监视自己的厨房，他们只能吃霉烂的冻土豆，而把那些又大又好的土豆挑选出来，送到军队的食品供应站去。

囚犯们担任集中营医院和实验室的医生和细菌学家，担任清扫集中营人行道的清洁工，他们还担任向集中营供电、供暖和供应汽车零件的工程师。

集中营警察严厉而凶残，十分猖獗。警察左胳膊上系着宽宽的黄色袖标，此外，集中营的区段和班组还设有各自的头目。他们自上而下地把集中营的生活控制得严严实实，从整个集中营的动态到夜间囚犯们在床上的举动，全都处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一些囚犯可以参与这座庞大集中营的秘密事务，甚至可以参与制订培育良种人员名单，可以参与审理被关押在暗室——混凝土禁闭室里的正在受审的囚犯的案件。看来，假如长官走开，囚犯们并不会中断铁丝网中的高压电流，不会四处逃散，而是会继续干活。

这些巡警和区段警为警备队长效劳，但却时常叹息，有时甚至为那些被送往焚尸炉的人流泪……不过这种二重性是无法坚持到底的，他们从不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良种人员名单。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看来，最令人不安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并没有以那种戴着单眼镜装腔作势、傲气十足、与人民格格不入的面目来到集中营。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在集中营里，他们没有脱离普通人民，他们用人民的方式开玩笑，他们的玩笑也逗得人们哈哈大笑。他们就是平民百姓，他们举止随便、平易近人。对于那些失去自由的人的语言、心态和智慧，他们再熟悉不过。

3、

八月的一天夜里，莫斯托夫斯科伊在斯大林格勒城郊被德国人俘虏。同时被俘的有阿格里平娜·彼得罗夫娜、女军医莱温托恩和司机谢苗诺夫。他们被俘后立即被送往德军步兵师司令部。

阿格里平娜·彼得罗夫娜在审讯之后获释。根据战地宪兵队一名工作人员的指示，翻译发给她一个豌豆面大面包和两张红色的30卢布钞票。谢苗诺夫被编入俘虏行列送往韦尔佳契村地区的非军人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被送往德军集团军群司令部。

在那里，莫斯托夫斯科伊最后一次见到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当时她站在落满尘土的院子中央，没有戴军帽，领章被揪掉了，她那阴郁而凶狠的眼神和表情令莫斯托夫斯科伊大为赞叹。

第三次审讯之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徒步押往火车站。一列运载粮食的军用列车正在装货，拨出十节车厢运送被迫去德国做工的男女青年。军用列车开动时，莫斯托夫斯科伊听见女人的喊叫声。他被关在一节硬席车厢的狭小的公务包厢里，押解他的一名士兵待人并不粗暴。但是当莫斯托夫斯科伊向他提问时，他脸上却露出聋哑人的表情。这时莫斯托夫斯科伊才意识到，士兵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就像动物园里有经验的职员，经常全神贯注地默默监视着乘火车外出旅行的野兽在箱子里的动静。列车驶经波兰领土时，包厢里出现一个新乘客——一个波兰主教，他头发花白，高个子，很漂亮，有一双悲剧演员的眼睛和年轻人的丰满嘴唇。他立刻向莫斯托夫斯科伊谈起希特勒对波兰宗教界的镇压。他的俄语带着浓重的波兰口音。莫斯托夫斯科伊严厉批评了天主教和教皇之后，他便沉默起来，对莫斯托夫斯科伊提出的问题，他用波兰语做了简短的回答。几个小时之后，他在波兹南下了车。

途经柏林，然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送进这座集中营……他仿佛已在这个管辖区里生活多年，这里关押着盖世太保特别感兴趣的囚犯。这个管辖区里的生活比劳改营里好一些，但这是类似供实验用的动物的轻松生活。有时值班员把一个犯人叫到门口，原来是一个朋友要以优惠价拿一份烟叶换一份口粮，那犯人微笑着满意地走回自己的床铺。有时他们又叫了另一个犯人。犯人中止谈话，向门口走去，同他谈话的人再没有听到他说完自己的话。一天后，一个警察走到床前，吩咐值班员把那个犯人的破烂东西收拾好。这时有人讨好地问棚屋的头目凯泽：能否占用这张空床？在这里，各种谈话奇怪地混在一起，人们已习以为常。囚犯们谈论选择良种，焚化尸体，集中营的足球队：最好的是“沼泽地上的士兵队”，“管辖区队”阵容强大，“厨房队”前锋勇猛，波兰“普拉采菲克斯队”没有后卫。在这里，经常流传着几十种甚至几百种关于新式武器、纳粹头目发生内讧的传闻。这些传闻美好而虚假，是集中营囚犯们的精神鸦片。

4、

天快亮的时候下了一场雪，地上的雪一直到中午才开始融化。此时，俄国囚犯们悲喜交集。这是来自俄罗斯的气息，这雪就像祖国母亲把洁白的头巾抛在他们可怜而疲惫不堪的脚下。集中营棚屋的屋顶一片银白，从远处望去，仿佛家乡的村舍。

然而，转瞬即逝的喜悦夹带着忧伤，最终被忧伤淹没。

担任值日员的西班牙士兵安德烈亚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用蹩脚的法语对他说，他一位当文书的朋友看见一份关于某个俄国老头的公文，但是文书还没来得及把这份公文看完，办公室主任就把它带走了。

“这份公文就要剥夺我的生命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并为自己的镇静感到高兴。

“不要紧，”安德烈亚低声说，“还可以打听一下。”

“向集中营警备队长打听？”加丁问道，他那双大眼睛在昏暗中忽闪了一下，“还是向保安总局的代表利斯本人打听？”

白天的加丁与夜间的加丁判若两人，这使莫斯托夫斯科伊颇为惊诧。白天这位神父谈论菜汤，谈论新押解来的犯人，同邻床们商量交换口粮，回忆放了大蒜的带辣味的意大利食物。

苏军战俘们知道他有个口头禅——“全都完蛋了”，每次在集中营的操场上遇见他，老远就向他喊道：“帕德烈老爹，全都完蛋了。”他们高兴地叫着，仿佛这句话给人以希望似的。他们以为“帕德烈”是他的名字，就叫他帕德烈老爹。

一天夜里，居住在特种棚屋里的苏军指挥员和政委们同加丁开起玩笑来，问他是否真的会恪守独身生活的誓言。

加丁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专注地听着一些支离破碎的法语、德语和俄语。

然后他开口说话了，莫斯托夫斯科伊把他的话译成俄语。他说，俄国革命家们为了理想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他就不能为了宗教信仰而终身不娶？与牺牲生命相比，这算什么。

“得了，您可别这么说。”旅政委奥西波夫说。

夜里，囚犯们快要入睡的时候，加丁却变成了另一副模样。他跪在床上祈祷起来。他那双怒气冲冲的眼睛，以及突起的温柔的黑眼珠，仿佛可以隐没这座苦役之城的一切苦难。他那深棕色脖颈上的血管绷得紧紧的，仿佛在从事一项吃力的劳作。淡漠的长脸上带着忧郁、幸福而又固执的表情。他祈祷了很久，莫斯托夫斯科伊听着他那匆匆的低声祈祷昏昏睡去。莫斯托夫斯科伊往往睡一两个小时就醒了，这时加丁已经睡了。这个意大利人睡觉响声很大，仿佛在梦中把自己白天和夜晚的能量加在一起，忽而鼾声大作，忽而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唇，吱吱地磨牙，打雷似的释放着胃中的滞气，接着又突然拖着长长的声调念起美妙的祈祷词，赞美上帝和圣母的仁慈。

他从不责怪这位俄国老共产党员不信仰上帝，并且经常向他详细打听苏维埃俄国的情况。

听着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回答，加丁频频点头，似乎对苏维埃国家关闭教堂和修道院、没收主教公会的大量耕地表示赞同。

他望着这位老共产党员，黑眼睛带着忧伤，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生气地用法语问道：“Vous me comprenez？（您明白我的话吗？）”

加丁像往日谈论辣汁焖肉丁和番茄酱时那样平淡地笑了笑，用法语答道：

“Je comprends tout ce que vous dites，je ne comprends pas seulement，pourquoi vous dites cela（您说的话我全都明白，我只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关押在特种牢房的俄国战俘并没有被免除劳动，莫斯托夫斯科伊只有夜晚才能同他们见面和交谈。古济将军和旅政委奥西波夫不去干活。

经常同莫斯托夫斯科伊交谈的是一个看不出多大年龄的、古怪的人，姓伊孔尼科夫莫尔日。他睡在棚屋里最差的位置，紧靠着房门，饱受寒冷的穿堂风的折磨，那只带着哗哗作响的盖子的双耳大马桶有时也摆在这里。

俄国囚犯们管伊孔尼科夫叫“伞兵老头儿”，认为他是个疯子，对他既厌恶又怜悯。伊孔尼科夫有着惊人的耐性，单凭这种耐性，人们也会把他当成疯子和白痴。他睡觉时也不脱下被秋雨淋湿的外套，但从不感冒。他说话嗓门特大，吐字特别清楚，看起来的确只有疯子才这样说话。

他是这样同莫斯托夫斯科伊认识的——有一次，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面前，一言不发，久久地注视着他的脸。

“这位老兄有什么善意的话

俄文本意是“好事”、“好消息”，为了呼应下文，故译成“善意的话”。要说呢？”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同时微微一笑。这时伊孔尼科夫拉长声调说：

“说善意的话？那么什么是善呢？”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了这话，不禁笑了笑。这句话突然让他想起童年时代，有一天，从宗教学校回来的大哥就神学课的问题同父亲争论起来。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佛教徒和最初的基督教徒早就思考过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动了不少脑筋。”

“解决了吗？”伊孔尼科夫用引人发笑的语调问道。

“苏联红军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请原谅，您的语调有某种说教的意味，不知是属于僧侣的，还是属于托尔斯泰主义的。”

“的确是这样的，”伊孔尼科夫说，“我曾经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料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这个怪人引起了他的兴趣。

“您要知道，”伊孔尼科夫说，“我深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对宗教界的迫害对传播基督教的思想是有益的，因为宗教界在革命之前的处境就很可怜。”

莫斯托夫斯科伊温和地说：

“您简直是个辩证论者。我终于在垂暮之年看到了福音书所教化出来的奇迹。”

“不，”伊孔尼科夫愁眉苦脸地说，“对于你来说，你们的目的可以原谅你们的手段，但你们的手段是残酷无情的。你不要把我看作奇迹，因为我不是辩证论者。”

“是这样。”莫斯托夫斯科伊突然生气地说，“那么您找我有什么事呢？”

伊孔尼科夫以军人姿势立正站好，说道：

“请不要嘲笑我，”他的声音充满哀伤，听起来让人心生怜悯，“我不是来找你开玩笑的。去年9月15日我亲眼看见两万犹太人被杀害，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天我才明白，上帝不会允许这种罪行，我这才明白没有上帝。在今天的黑暗中我看见了你们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同可怕的恶搏斗……”

“好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我们聊一会儿吧。”

伊孔尼科夫在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里干活。在那里铺设粗大的混凝土管道系统，以便排出河水和低洼地里的污水。在这里干活的人被称作“沼泽地上的士兵”。被派到这里干活的往往是不讨长官喜欢的犯人。

伊孔尼科夫的手很小，细细的手指上长着孩童般的指甲。他每次从工地回来，身上都糊着泥巴，浑身上下湿漉漉的。他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床前，问道：

“可以在您这里坐一会儿吗？”

他没有看对方一眼便坐下来，脸上带着笑容，用手抹了抹额头。他的额头长得有些奇特，虽然不算宽大，却高高地突起，油亮油亮的，看上去仿佛独立存在似的，与他那脏兮兮的耳朵、深棕色的脖颈和长着断指甲的双手很不协调。

在那些人生阅历不足的苏联战俘看来，他似乎来历不明，惹人怀疑。

伊孔尼科夫的祖先从彼得大帝时代就世世代代当神父，只有最后一代人走了另一条道路：伊孔尼科夫兄弟多人全都依照父亲的愿望接受了非宗教教育。

伊孔尼科夫曾在彼得堡工艺学院读书，但却迷上了托尔斯泰学说，他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自动退学，到彼尔姆省北部当了一名乡村教师。他在乡下住了将近八年，然后到了南方，在敖德萨一艘货轮的技工班里当了一名钳工。他随船去过印度、日本，曾在悉尼住过一段时间。革命后他返回俄国，加入集体农庄。这是他的理想，他向往已久，他相信，农业共产主义的劳动将会建立地上的天国。

推行全盘集体化时期，他看见一列列军用列车满载着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家属驶向远方。他看见那些虚弱不堪的人一旦倒在雪地上，就再也站不起来。他看到那些“封闭的”乡村十室九空，房屋的门窗被钉死。他见过一个被捕的农妇，穿得破破烂烂，脖颈上青筋突起，押解人员惊恐不安地望着她那双黑黢黢的勤劳的手——她饿疯了之后，竟吃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在这段时间，他没有离开公社，开始传播福音书，祈求上帝超度死者的亡灵。此事竟以他被捕入狱而宣告结束，然而30年代的灾难刺伤了他的神经。在监狱的精神病医院做了一年强迫治疗之后，他获得释放，在白俄罗斯的大哥家里住了下来。大哥是个生物学教授，在大哥的帮助下，他在一所科技图书馆里找到了工作，但那些阴森可怕的事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战争开始时，德国人占领了白俄罗斯，伊孔尼科夫目睹了战俘们的苦难，目睹了在白俄罗斯城镇和乡村屠杀犹太人。他又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状态，开始哀求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把犹太人藏起来。他曾试图营救犹太儿童和妇女，很快就遭人告发，却奇迹般逃避了绞刑，被关进了集中营。

这个衣服褴褛、脏兮兮的老头儿脑子里乱糟糟的，他坚决主张采用荒唐可笑的、超阶级的道德标准。

“哪里有暴力，”伊孔尼科夫向莫斯托夫斯科伊解释道，“哪里就充满痛苦，就要流血。我目睹了农民的特大苦难，而推行集体化是为了善本身。我不相信善，我相信人有善心。”

“照您的说法，人们为了善而绞死希特勒和希姆莱时，我们会感到害怕。您自己害怕吧，不要管我。”莫斯托夫斯科伊回答。

“您去问问希特勒，”伊孔尼科夫说，“他一定会向您解释说，设立这座集中营是为了善。”

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同伊孔尼科夫争论时，自己的逻辑思维变得像一把同水母搏斗的刀，努力都是徒劳的。

“世界没有超越公元六世纪的一个叙利亚基督教徒说出的真理，”伊孔尼科夫重复道，“谴责罪恶，宽恕罪人。”

这座棚屋里还住着一个俄罗斯老头切尔涅佐夫，他只有一只眼睛。看守打碎了他那只玻璃做的假眼珠，他那张苍白的脸上留下一个空空的红眼窝，看上去有点古怪。与人谈话时，他就用手捂着空空的红眼窝。

他是个孟什维克，1921年他逃离苏维埃俄国，在巴黎住了二十年，在一家银行当会计。他被关进集中营是因为号召银行职员罢工，对抗新建立的德国行政当局的命令。莫斯托夫斯科伊尽量避免同他接触。

看来，大家对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好感使得这位独眼孟什维克深为不安。那个西班牙士兵，那个挪威人、文具店老板，以及那个比利时律师，都愿意接近这个老布尔什维克，经常向他问长问短。

有一次，俄国战俘的领头人叶尔绍夫少校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床沿坐下来。他把身子向莫斯托夫斯科伊靠了靠，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急促而热烈地说着什么。

莫斯托夫斯科伊突然回头望了一眼，只见切尔涅佐夫正从远处的床铺上望着他们。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他那只好眼睛里流露出的忧伤表情，比那只被打掉了眼珠的红红的空眼窝更可怕。

“看来，老兄，你心里不痛快。”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并没有幸灾乐祸。

当然，大家都需要叶尔绍夫不是偶然的，而是合情合理的。

“叶尔绍夫在哪里？”“没看见叶尔绍夫吧？”“叶尔绍夫同志！”“叶尔绍夫少校！”“叶尔绍夫说过……”“去问叶尔绍夫吧……”其他棚屋里的人也来找他，叶尔绍夫的棚屋四周经常有人走动。

莫斯托夫斯科伊给叶尔绍夫起了个绰号，叫“思想主宰”。过去曾经有过各种思想主宰，那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进步的思想活动家。曾经有过民粹派，有过著名的米哈伊洛夫斯基

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民粹派。。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也有自己的思想主宰，那个独眼人的孤独就像是这座集中营的悲剧象征。

自莫斯托夫斯科伊头一次蹲沙皇的监狱算起，已有几十年了。那还是另一个世纪的事，是在十九世纪。

现在他时常想起，当时党的某些领导人对他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表示怀疑，他心里很不高兴。现在他感到自己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他的话对古济将军、对旅政委奥西波夫、对那个老是伤心沮丧的基里洛夫少校，具有何等的力量。

在战前，他常常感到宽慰的是，由于远离实践，他较少涉足那种可能会让他反对、拒绝的问题：斯大林在党内独揽大权，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对久经考验的党的老前辈不够尊重。布哈林被杀害，使他感到非常痛心。他十分了解布哈林的为人，非常爱戴他。但他知道，假如在这些问题上与党对抗，就是不由自主地对抗自己为之献身的列宁事业。偶尔他也产生过怀疑，并且为之苦恼。也许由于软弱、胆怯，他保持沉默，对自己不赞成的东西没有表示反对。然而在战前的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非常可怕的！现在他经常怀念已故的卢那察尔斯基，很想再次见到他。卢那察尔斯基平易近人，同他谈话很轻松，用不着拐弯抹角，一开口他们就能互相理解。

现在，在德国人阴森可怖的集中营里，他感到坚强自信，只是有种痛苦的感觉时时折磨着他。那就是在这座集中营里，他难以恢复青年时代那种明确而完整的感觉：自己人在自己人中间，敌人在敌人的阵营。

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并不是因为那个英国军官向他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一次，一个英国军官问他，在俄国禁止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会不会妨碍他研究哲学。

“这也许会妨碍别人，但不会妨碍我。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莫斯托夫斯科伊答道。

“我提这个问题，恰恰是注意到您是个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人说。尽管对这句话的反感使莫斯托夫斯科伊皱了皱眉头，但他有办法对付这个英国人。

他之所以产生痛苦的感觉，也不是因为奥西波夫、古济、叶尔绍夫等人有时使他感到不快，尽管他们与他关系密切，情同手足。不幸的是，他自己精神上的许多东西逐渐使他感到陌生。在和平年代常常有这种情况，有时他高高兴兴地同老友会面，但会见结束时却感觉老友有些陌生。

然而，今天他感到陌生的东西在他心里扎了根，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他该怎么办呢……他无法同自己断交，无法不再同自己见面。

每次同伊孔尼科夫谈话，他都气呼呼的，语气粗鲁，夹带着讥讽，管他叫小老头儿、窝囊废、草包、笨蛋。尽管经常嘲笑他，但有时好久见不到他，莫斯托夫斯科伊又很想念他。

他年轻时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与当今时代的主要不同就在于此。

在青年时代，朋友之间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相互理解。敌人的任何思想和观点都是格格不入、难以接受的。

现在，他突然发觉敌人的思想观点有弥足珍贵之处，他几十年前就有此共鸣，而敌人的观点有时以一种无法理解的方式出现在朋友们的思想和言论中。

“这大概是因为我在世上生活得太久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

5、

一名美国上校住在特种棚屋的一个单间里。他在这里享受特殊待遇，晚上可以自由走出棚屋，吃特种伙食。据说瑞典政府出面查问过他的情况，罗斯福总统曾通过瑞典国王为他求情。

有一次，美国上校送给生病的俄国少校尼科诺夫一大块巧克力。在这座特别棚屋里，他对俄国战俘最感兴趣。他试图同俄国人谈谈德国人的战术和战争头一年俄国人失利的原因。

他经常主动同叶尔绍夫攀谈，望着俄国少校那双智慧、严厉而又快活的眼睛，他忘记了对方不懂英语。

他似乎感到奇怪，一个长相看上去如此聪明的人居然听不懂他的话，也听不明白他谈到的是可以使他们两人大为激动的话题。

“难道您一点也不明白？”他伤心地问道。

叶尔绍夫用俄语回答他：

“我们尊敬的中士精通所有语言，就是不懂英语。”

然而，集中营里的俄国人毕竟可以通过微笑、目光示意、拍打脊背，以及十几个被歪曲含义的俄语、德语、英语和法语单词，同分别属于几十个不同语言的民族的犯人交谈。他们谈论友谊、同情、帮助，谈论对家庭和妻子儿女的爱恋。“同志”、“好”、“面包”、“马桶”、“孩子”、“香烟”、“干活儿”，再加上十多个产生于集中营的词汇——“管辖区”、“区段长”、“警察”、“恶棍”、“集合号”、“操场”、“值班室”、“飞机场”、“卫兵”，足以表达囚犯们既简单又复杂的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事情。

有些俄语词汇如“同伴”、“烟叶”、“同志”，已被许多民族的犯人所运用。俄语单词“弱不禁风的人”已成为囚犯们的通用词语，他们用来表达濒临死亡的囚犯的身体状况，这个词已成为五十六个民族的囚犯们的共同词汇。

伟大的德国人凭借着十多个单词闯进伟大的俄国人民居住的城市和乡村，数百万俄国村妇、老人、孩子和数百万德国士兵运用一些单词来表达彼此的意思：“母亲”、“先生”、“举起手来”、“母鸡”、“鸡蛋”、“完蛋”……这种交谈往往得不到任何好结果。

苏军战俘们之间同样无法达成协议：一部分人宁死不愿背叛祖国，另一部分人则打算加入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1900—1946），原为苏军中将，卫国战争中叛国，为法西斯效力。的叛军。他们交谈和争论得越多，就越不能互相理解。后来他们都沉默下来，彼此之间充满了仇恨和轻蔑。

这种哑巴式的沉默和盲人式的谈话，这些被恐惧、希望和忧伤连在一起的稠密混杂的人，这些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之间的互不理解和相互仇恨，都悲剧式地展现了二十世纪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