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优越目标都是属于个人的，是独一无二的。它来源于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描绘。这里所说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些字眼。它融汇于个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就像个体生命中的一段奇特乐曲，贯穿始终。它不会让我们轻易看穿它们的目标。事实上，它们更乐意拐弯抹角地表达，让我们不得不从它们给出的线索中去猜测。理解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犹如去理解一位诗人的作品。诗人们只使用字词，但他们蕴藏其中的含义远不止这些字词本身。最重要的含义只有通过研读和直觉才能领会，我们必须从字里行间去寻找。至于个人的人生观，这件意蕴最丰厚、最复杂的作品，亦复如是。心理学者们必须学会从言行之间探求推敲，必须熟谙寻找隐含意义的艺术。

还会有什么其他办法呢？我们早在人生的最初四五年里就决定了生命之于自身的意义，不是用数学计算出来，而是在黑暗中摸索，依靠着我们所经历的还无法完全理解的感受，依靠着抓住的点滴暗示和拼凑出的解释而得出。与之类似的，我们同样是靠着摸索和猜测确定了自己的优越目标，它是人一生的推动力，一种动态的取向，而非图表上或地理上确定的一个点。没有人能完整清晰地描述出自己的优越目标。或许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只是他们的一小部分追求而已。就算这个目标能够被明明白白地描述出来，却还有千百条道路可以通向罗马。假设一个人想要成为一名医生，但成为一名医生却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事情。他们可能不仅仅希望成为某个特定医学领域的专家，还会在职业生涯中显示出对于自身和他人的独特的兴趣。我们会看到，他将在多大程度上培养自己以对同伴们有所帮助，又会为他们的帮助划定怎样的界限。他将这个职业设为了自己的目标，并以此作为应对某种特定自卑感的补偿方式。而我们一定要通过他在职业领域和其他地方的表现来推测，究竟他是在为了什么样的特殊感受而进行补偿。

举例来说，我们时常发现，成为医生的人往往在他们童年很早的时候就开始面对死亡的现实。死亡给他们带来的最大印象，是威胁人类不安全外在的一个侧面。或许是双亲或兄弟姐妹中有人死去了，于是在他们后来的学习发展中，便致力于为自己或他人找到对抗死亡并增加安全感的方法。也有人将成为教师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但我们很清楚究竟有多少种不同的教师。如果一名教师的社会情感程度较低，那他的优越目标就有可能是通过当老师成为小范围内的大人物。或许，只有在比自己更弱小、更没经验的人面前他才会觉得安全。而拥有高度社会情感的教师则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他们是真心希望能够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的。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提出，教师与教师之间的能力和兴趣差别有多么大，而从他们的言行中又能如何清楚地看到其各自的个人目标。当一个目标被清晰地勾勒出来，个体的潜力就会被修剪压缩到适合这个目标；至于整体的目标——我们可以将它称为原型——却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努力突破这些限制，找到一个途径来表现其个人设定的生命意义和争取优越感的终极理想。

因此，对每一个个体我们都必须透过表面去观察。个体可能改变他们定义和表现目标的方式，正如他们有可能会改变其确切目标的表达方式一样——通俗地说，就是换工作。因此我们一定要寻找其中潜在的一致性，寻找个性中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与个人的一切表达相符。如果我们取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并将它们颠倒放置在不同的位置，那么它在每个位置都会看上去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三角形。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它始终都是那同一个三角形。原型亦是如此。它所蕴含的内容从不会经由任何一个单独的行为侧面完全表达出来，但我们能够综合其所有的表达来辨识它。我们永远不会对一个人说：“如果你这样做或那样做，那么对于优越感的追求就可以得到彻底满足了……”对于优越感的追求是灵活的，事实上，一个人越健康，越接近正常状态，就越能找到更为开放的奋斗空间，而不是被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只有神经官能症患者才会死死盯着自己设定的目标不放，并且说：“我就要这个，别的都不行。”

我们要小心，不要轻率地对任何追求优越感的特别努力进行评价，但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目标中找到一个共同的因子——想要化身为神。我们会发现一些儿童将这一点表现得十分直白，他们会说：“我要成为上帝。”许多哲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还有一些教师也希望将孩子培养、教育成像神一样的人。在老派的宗教戒律中也能看到同样的主题：信徒们必须按照成神的方式来修炼自己。神化内容的一个较为温和表现便是“超人”概念，它表现在——我不该说太多的——尼采（Nietzsche）身上，在他精神失常之后，曾在一封写给斯特林堡（Strindberg）的信中署名“被钉上十字架的人”（The Crucified）。

精神失常的人常常肆无忌惮地宣扬他们想要获得像神一样的优越感的目标，他们会坚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皇帝”。他们渴望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不断曝光在公众视线之下，希望自己能接入全世界的电波，成为每一场交谈的话题。他们想要预知未来，掌握超能力。

以另一种更温和也更合理的方式来表达的话，这种想要“像神一样”的目标体现为试图无所不知、掌握普遍的智慧，或是长生不老。无论我们是希望在人世间长生不老，还是化身无限一次次重回凡尘，抑或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永生，这些期望都源于想要“像神一样”的渴望。在宗教教义里，神是永恒的存在，能穿越时间长河而永存不朽。我并不是在这里讨论这些观念究竟是对还是错——它们都是对于生命的解释，是“意义”，或多或少的，我们都会接受这种意义——神与像神一样的圣人。即便是无神论者，也会想要战胜神，成为比神更高的存在。而我们可以把这视为一种格外强烈的优越目标。

只要一个人确定了他的优越目标，他的生活方式就不会再有偏差，一切行动都将切合这一目标。个体的习惯和行为都将精确无误地指向其所宣示的目标，无可非议。每一个问题儿童，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每一个酗酒者、罪犯或性变态者，他们的生活方式都以恰当的行为得以体现，并以此来取得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优越地位。这些行为本身无可指摘，因为要达成他们的目标，就应该匹配这样的行为。

有一名男孩，还在上学，是全班最懒惰的孩子。老师问他：“为什么你的作业做得这么糟糕？”他回答道：“只要我是这里最懒的男孩，你就会一直在我身上花大量的时间。你从来不关注那些好孩子，因为他们从不会在班上捣乱，总是好好地完成他们的作业。”由此可见，他的目的就是要吸引老师的注意力，控制老师，为此他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仅仅试图改变他的懒惰是没用的，因为他需要懒惰来帮助他达到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做得完美无缺，如果改变做法，那他才是个傻瓜呢。

另一位男孩，在家时非常听话，但看起来有点笨笨的——他在学校里很迟钝，在家也一点都不机灵。他有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而他哥哥的生活方式与他截然不同。他又聪明又活泼，但总是因为冒失而惹麻烦。一天，有人无意间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宁愿像现在这样笨，也不愿像你一样鲁莽。”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是他达到目标——避免招惹麻烦——的方式，那么他的愚笨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聪明了。由于他的愚笨，对他的要求会更少，如果他犯了错，也不会受到太多责备。考虑到他的目标，如果他不这样笨，才真的是个傻瓜了。

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常常在针对表征来处理问题。无论在医学上还是教育上，个体心理学都完全反对这种做法。如果孩子的数学一塌糊涂，或是在学校的表现很糟糕，那么我们若是仅仅针对这些方面来试图有所提升，只能是徒劳无功。或许他们是想让老师难受，甚至希望闹到被开除好彻底逃离学校。如果我们只用单一的方法来阻止他们，那他们总能找到另一条对策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成年人的神经官能症也是这样。设想一个例子，就说饱受偏头痛之苦的人们吧。头痛对他们来说就是很有用的工具，只要需要，它们就可以在任何特别的时刻发作。借助于头痛，他们可以不必面对生活中的麻烦。当他们不得不和陌生人打交道或是做决定时，头痛招之即来。与此同时，头痛还可以帮助他们操控他们的同事、搭档或家人。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会放弃这样一种有力的武器呢？他们将疼痛加诸己身，但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却是再明智不过的投资了——它会带来所有他们能够期望的回报。当然，我们可以给患者一个惊人的解释来吓走他的头痛，就像用电击或一场假手术来治好士兵的战争疲劳症（shell-shocked）一样。或许药物治疗也能令某些症状有所缓解，让病人难以继续使用这些特别选择出来的症状。但是，只要他们的目标没有改变，哪怕治好了一种症状，他们也会找到另外一种来取而代之。“治好”了头痛，接着就可能出现失眠，或是其他一些新的症状。只要目标依旧，他们就一定要继续为之努力。

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能以惊人的速度“抛弃”某项病征，而后又毫不犹豫地“患上”新的病征。他们成为了神经官能症的收藏家，不断扩展自己的收藏目录。如果读一本心理治疗法方面的书籍，他们也能从中受到启发——原来还有更多的神经官能症他们还没有找到机会尝试。因此，我们要寻找的始终是这林林总总症状背后的目的，是这个目的与患者的整体优越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假如我在课堂上放一架梯子，爬上去，坐在黑板的上方。任何看到我的人大概都会想：“阿德勒博士疯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有梯子，为什么我要爬上去，或为什么我要坐在这样一个不舒服的地方。但如果他们知道，“除非站得比其他所有人都高，否则他就会觉得自卑，所以他才要坐在黑板上方；只有俯视全班他才会感到安全”，那么就不会觉得我太过疯狂了。我很可能是选择了一个最佳的方式来实现我的既定目标。那么梯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工具，而我爬上梯子的行为也就是计划周详、执行得当的了。

我的疯狂只存在于一个点上，那就是对于优越的解读。如果我能够认识到此前的既定目标是个糟糕的选择，那么就有可能改变我的行为。但如果目标依旧，而我的梯子又被拿走了，我可能会试试用椅子；如果椅子又被拿走了，那我就可能会开始尝试蹦跳攀爬，靠我自己的力量来拔高自己。所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是同样的情况：他们所选择的行为手段都没问题，无可指摘。我们唯一能够改善的，就是他们的既定目标。随着目标的改变，他们的心理习惯和态度也将随之改变。他们将不再需要旧的习惯和态度，而新目标和新习惯及态度将很快取代它们。

让我们看一位三十岁女士的例子吧。她因为焦虑、无法与人交朋友而来寻求我的帮助。这名女子不能自食其力，以至于变成了家庭的一个负担。她也断断续续地做过一些秘书之类的简单工作，然而，不幸的是，她的所有老板都想要骚扰她，吓得她不得不辞去工作。事实上，她曾经找到过一份工作，老板对她的兴趣没有那么大，也没有任何不轨的举动，可她却为此大感羞辱，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工作。她接受精神科的治疗已经好些年了——我相信足足有八年之久——但这些治疗都没能取得什么进展，她的社交能力没能得到提高，还是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方法。

在我接手后，我追溯了她童年早期的生活方式。不了解童年生活，就无法理解一个人的成长。这位女士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非常漂亮，受宠程度令人难以置信。那时候她的家庭环境很好，父母对她向来是有求必应。当听到这里时，我说：“哦！你是像公主一样被抚养长大的。”“真奇怪，”她回答道，“那时每个人都叫我公主……”我询问她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她说：“我记得四岁时有一次走出房子，看到一些小孩在玩一个游戏。他们不断地跳起来，大声喊‘巫婆来了’。我吓坏了。回到家里以后，我问一位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老太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像巫婆一样的人。她回答我说：‘是的，巫婆、盗贼、强盗都有，他们都会跟着你。’”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她害怕被孤零零地扔下。她在用整个生活方式来表达这种恐惧。她觉得自己不够坚强，无法离开家，而家里人会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支持她。下面是另一个早期的回忆：“我有一个钢琴老师，是个男人，有一天他想要亲我。我停止弹琴，跑去告诉了我的母亲。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想弹钢琴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她为自己和男性之间划下了一道鸿沟，而伴随着她的性成长的，是保护自己远离爱的目标。她觉得恋爱是软弱的表现。

在这里我必须要说，当陷入爱情时许多人都会感到软弱，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对的。如果我们在恋爱，就必定变得温柔，我们对另一个人的兴趣也会让自己更容易受到伤害。只有优越目标是永不软弱、永不袒露内心的人，才会逃避彼此依赖的爱情。这样的人会回避爱情，也无法为它做好准备。你常常能发现，如果他们感到有陷入爱情的危险，就会把情况弄糟。他们嘲笑、戏弄那个让他们感到有威胁的人，拿他开玩笑。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试图摆脱自己的软弱感。

这位女子也是如此，但凡涉及爱情与婚姻就会让她感到软弱。因此，在工作中一旦有男人对她产生兴趣，她的反应就会过激。除了逃跑，她不知还能怎么办。当她还在学习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时，她的父母都去世了，跟着他们一同逝去的，还有她的“公主王朝”。虽然她也尝试着找了一些亲戚来照顾她，但一切并未能如她所愿。一段时间之后，亲戚们都烦透了，不再给予她想要的关注。她怒冲冲地斥责他们，告诉他们，孤单一人对她来说是多么危险。靠着这样，她才勉强摆脱了不得不自力更生的可悲境地。

我敢肯定，如果她的家人彻底拒绝再为她而烦心，她会疯了的。要达成她的优越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迫家人照顾她，让她可以不必为一切生活问题而烦恼操心。她坚持生活在这样的幻想中：“我不属于这个星球。在另一个星球上，我是一位公主。这个可怜的地球完全不懂我，不能明白我有多重要。”再向前一步的话，她就会彻底精神失常了。但既然还能有办法让亲戚朋友来照顾自己，那就没必要走出这最后一步。

从另外一个病例中可以清楚地辨别出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一位十六岁的女孩被送到我这里来。她从六七岁开始偷窃，十二岁开始彻夜不归，整夜与男孩子们厮混在一起。在她两岁那年，父母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挣扎之后终于离了婚，她被判给母亲，跟着母亲一起在外祖母家生活。就像隔代祖孙关系里常见的那样，外祖母对她十分宠溺和纵容。相反，由于她出生时正是父母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她的母亲并不想要这个孩子。母亲从来不喜欢自己的女儿，母女关系十分紧张。

当这位女孩来到我这里时，我友善地与她交谈。她告诉我：“我并不真的觉得偷东西或者和男孩子们混在一起很享受，但我得这样做，好让我的母亲知道，她控制不了我。”

“你用这种方法来报复？”我问她。“我猜是的。”她这样回答我。她想要证明自己比母亲更强大有力，但这样的目标只能说明她觉得自己是弱小的。她能感觉到母亲不喜欢她，并因此而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为了维护自己的优越感，她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制造麻烦。如果儿童有偷窃或其他不良行为，那多半都是出于报复。

一位十五岁的女孩失踪了八天。在被找到以后，人们将她带到了青少年法庭，在那里，她讲述了一个绑架的故事，说有个男子绑着她，把她在一间房子里关了八天。然而没有人相信她。医生单独和她谈话，敦促她说出实情。她却因为医生不肯相信她的故事而暴怒不已，一巴掌扇在了医生脸上。当我见到她时，我问她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告诉她，我只对她的幸福以及如何帮助她感兴趣。当我问起她的梦时，她笑了起来，告诉了我下面这个故事：“我在一个酒吧里。出门时遇见了我的母亲。很快，我的父亲也来了，我请求妈妈把我藏起来，这样他就看不到我了。”

她害怕父亲，而且还在对抗他。他常常惩罚她，正因为害怕惩罚，她被逼无奈，只好撒谎。不管什么时候听到撒谎的案例，我们都应该要看看是不是有严厉的父母存在。若不是真相会带来危险，撒谎就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能看到，这名女孩与她的母亲之间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协作。后来，她向我承认，事实是有人唆使她去了一个酒吧，她在那里待了八天。因为父亲，她害怕说出实情，而与此同时，她的行为又显示出想要胜过父亲的渴望。她觉得被父亲压制住了，只有伤害他才能从中获得优越感。

对于那些在寻找优越感的道路上走岔了路的人，我们要怎样才能帮到他们呢？如果我们了解到对优越感的追求是人所共有的，那就不难。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就能理解他们的努力。他们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将力气用在了毫无意义的目标上。正是对优越感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前进，这是我们对我们的文明做出哪怕点滴贡献的动力源泉。整个人类的活动都是沿着这条主线行进的——从下到上，从负到正，从失败到成功。然而，只有那些在自己的努力中展现出造福他人的意图，愿意为众人的利益而锐意进取的人，才能真正应对并掌控生活的问题。

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对待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并不难说服。归根结底，一切人类有关价值和成功的判断都有其根基，那就是合作。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共识，放诸四海而皆准。我们对于所谓行为、理想、目标、活动和性格特征的一切要求，全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合作。没有人能完全缺乏社会情感。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罪犯同样明了这个公开的秘密——他们会想尽办法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或是试图诿过他人。由此我们就能看出，他们只是失去了将生活导入正途的勇气。自卑情结告诉他们：“合作成功这种事情不属于你。”他们在真实的生活问题前掉头离开，转而忙于与虚幻的影子战斗，以此来肯定自己的力量，获得自我安慰。

我们人类的劳动分工为各种不同的目标提供了生存空间。或许，正如我们所见的，每一种目标都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偏差，我们总能从中找出些可以批评的地方。可是人们的合作所需要的正是取长补短。对某一个孩子来说，优越感可能在于他所擅长的数学知识，对另一个而言则在于艺术，而第三个孩子又以健壮的体格见长。消化不良的孩子可能会认为自己的问题主要出在营养方面。如果相信研究食物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那么他们的兴趣就有可能转向这一方面，结果就是，他们或许会成为一名职业的厨师或营养专家。在所有这些特殊的目标之中，我们能够看出，伴随着对于缺憾的切实补偿，有人排除了某些可能性，有人却针对自我的局限加以训练。哲学家们为什么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避世而居才能够思考和写作？由此就可以理解了。假使一个人的优越目标里匹配了高度的社会兴趣，那么虽说任何目标都难免有错失，可这个目标的错误却也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