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着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圆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说是她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有一些黄旧的相片，上面十八岁的母亲，一袭背带工装裤，一件白麻衫，眼睛骄傲天真，却是有了一个人。

后来这个人是我的父亲。听来是这样，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也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妈妈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荡气回肠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不从父亲那里邀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支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近走远。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厌烦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我们常吃一种黑黑的菜，只因为多放些猪油和糖，便叫它“梅菜烧肉”。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小鱼在父亲有薪水的时候是我家猫吃的。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百条小鱼被穿起来，被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得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做得如此自如。总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没觉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爸爸现在好瘦，好瘦。”她像在征得我们原谅一样，喃喃地说，带信回来的人只说父亲黑瘦了一些，她心里的丈夫便形同枯骨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咽回一泡又一泡的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再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存活下来，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变化，也没意识到父亲的变化。

又有这个那个出版社邀他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天。我们也看得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点声音也没有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哥哥这时走了进来，这屋的沉默让他害怕。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绝不会帮着她死乞白赖地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他怎么会吃好饭——住在那种大饭店里？”她说。在几小时内，这是她唯一的话。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

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初阳中，它们是纯银色。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我知道他不会好好吃饭！”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气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我并且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在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狠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待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象，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目前是的；她和他度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了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又一遍去看同一部电影，就是在对门的小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的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等上了火车，我发现行李中少了那个装小鱼的竹篓。我没有提醒妈妈。它该是个最痛的提醒。抑或许，她有意将它遗失在哪个角落。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就走开。无论说爸爸的新夫人好或不好，她都不敢再听。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倚在晾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将一条小鱼铺平在案上，拇指的指甲一推，去了鳞，再以一把小刀一剜，去了内脏。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叫疼一样“吱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桌上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

父亲肯定不会再吃这种猫食了。我眼里尽是母亲雕花般的剖鱼动作。我本该将那篓小鱼送给哪户有猫的，只告诉妈妈是按她的做法做的：小鱼水里泡过，剁些青葱，掺和豆瓣辣酱温和地炒。

这天父亲醉倒，当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善良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