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做媒的是我幼年时期的一位女友。半夜，她打来长途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练练英文嘛！”

此女友是我幼儿园里的小伙伴，从第一次婚姻中走出来的我即便对全人类都没了信赖，对这女友，我还是有一句听一句的。当然，对于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我也难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傍晚六时三十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到叩门声，我迎出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站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曾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那么一种下落。更没想到，这个随意的相会在我和劳伦斯的生命中埋下了那么戏剧性的一笔。

［2］

劳伦斯的确操一口标准国语。一问，原来他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他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这类会晤的窘迫。我挂好他的外衣后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坐一会儿！”

他笑嘻嘻地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

他于是一条胳膊肘斜撑在厨房餐柜上，跟我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还是头回遇见。

［3］

不久，劳伦斯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忽然全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作不认识我。”“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他有些尴尬地说。

“为什么？！”我自认为自己还不至于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尴尬。他支吾。等我们在一个饭馆落了座，我仍是耿耿于怀，半打趣地问他：“怎么啦？跟一个中国姑娘走一道有伤体面？”他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拧眉头，身子凑我近些，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

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在逗我。“有那么严重？”我问。“我希望没那么严重。不过在我们关系没确定之前，我还是应该保护自己，也保护你。不然他们会来麻烦你的。”

我想，保护他自己该是最真实的顾虑，美国人嘛，保护自己，是顶正当、顶正义的一件事。我还是认为他在故弄玄虚，在他们美国人太过温饱平和的生活里制造刺激。

我笑了，对他说：“你是CIA（中央情报局）的吧？”“不是。是也不会告诉你。”他睁着诚实的蓝眼睛。“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觉脸上的笑容已狡黠起来。“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话，我绝不会答应去见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国在五十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又对着他瞅一会儿，才认定他不是在开玩笑。“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关系。”我说，带一点挖苦。“我想辞职。”他说。我吃一惊：“值得吗？”“我宁愿牺牲我的职业。”他说到此沉默了，似乎在品味这场牺牲的意味。对于精通八国语言的三十二岁的劳伦斯，做外交官应该是种最合理的选择，甚至是仅有的选择。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放弃。

“就没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吗？”我问，焦虑起来。他笑笑：“我辞职，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几天中，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难道我与他的结合必须以他失业做代价吗？难道他在我和他的事业之间必须做一场哈姆雷特式的“是活还是不活”的抉择吗？好在我们并不在一个城市，距离可容我将这事冷静地思量。我俩都想安安稳稳相处一个阶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必须暗中联系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发难，他不至于加入失业大军。

［4］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常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眼神异样地瞅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边来：“你干了什么了？”我反问：“我干了什么了？”“上课前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劳伦斯打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对我俩关系的阐述中，他老实巴交写上了“趋向婚姻”。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马吗？”我急问。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地诚实！”他答。

电话中他还告诉我，刚填完“安全测试”表格，他便收到去罗马的委任书。我早了解到他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向往。他还告诉我，他的意大利语已通过了考试。我的心似乎放松下来，也许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规章已名存实亡，我和劳伦斯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处。我告诉他：只要能帮他保住外交官这个不错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搅。

“FBI？”他吃惊道，“他们找你干吗？”

“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不可能！我填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部发的，FBI绝没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道，“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部门当成了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么快——我刚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我说：“但愿我搞错了。”还希望这是那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5］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女人决定时间，而这位调查员却指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劳伦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怵人。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畅的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冷漠的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我以为美国是个最自由的国度……”我又悲又愤，哑了口。“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我厉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劳伦斯在那边顿时沉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的确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确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无名之众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肯定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是否处于某种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懂得了“人权”这字眼，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利一再割让。亦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

劳伦斯在电话中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转而，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么就忍吧！

又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开嘴哈哈大笑，有种乱真的山东式豪爽。当你看到他一双油滑的灰眼睛时，你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么样啊？你和劳伦斯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计划。”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答对，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成谎言。谎言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是吗？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你，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么好瞒的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十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十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吗）？”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上的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是的。”我说。

问答又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睁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我点点头。晚上我在电话中冷静地告诉劳伦斯，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

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才能提这样的要求！”“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我要起诉他们！这已经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我抢白道：“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出来。原来，我并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

劳伦斯第二天突然飞抵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劳伦斯回去后，打电话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们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该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电话刚撂下，门铃响，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傻了：来者竟是那个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时发现你几乎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劳伦斯的行动。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察了我房内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么呢？”我问道。

“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坏的英文还是坏的教养。

“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我介绍道：“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交谈开始前，我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FBI？”他大吃一惊，“这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这属于内部的安全问题……”

“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力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瞪圆眼睛，向我张开两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FBI少一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么时间？”

他惊讶地笑一下：“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你看上去很焦急，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儿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接待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调查员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言不由衷的哈哈。

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这里面不带任何强迫。”我无表情地咧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

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瞅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灯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让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

“你交了吗？”我问。

“我坚持要他们拿收据来，我才交……”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么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往测谎试验的表格上签字时，劳伦斯的命运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谎纯属我自愿的时候，已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置。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二十世纪末了，我和劳伦斯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让他们去见鬼！”劳伦斯说。“可我今天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

我想这大概是劳伦斯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

［6］

一九九二年秋天，劳伦斯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会找到工作。日子是宁静的、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我身后真的不再有眼睛，通电话时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哪一天突然跑来一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