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作多情原来可以导致美妙的琴声。我说:“那我听见的大概是你楼上或者楼下的人弹的琴。”她说:“不可能,这种防噪音的窗子怎么可能把琴声从几层楼上漏到马路上呢?”太好了。从这一点上看,吴川也是黎若纳,不懂人情世故,不知给人搭台阶让人下台。
厨房突然响起一声哨音。她跑出去,回来时端了一杯茶,不卑不亢往我面前一放。她什么时候去烧的水?我一进门她就打算请我喝茶?我说:“既然茶也烧好了,我就再坐会儿。”她脸色毫不因此改动丝毫。她问我习惯坐蒲团吗。她特别讨厌沙发和椅子,从小干什么都在地上。那也是一种豪华,不是什么人都有福气把桌子、沙发、床延伸成整个地面的。至少地面得有资格去当桌子、沙发。它至少得够干净,或者够柔软。那个金子堆大的老少爷惯宠着母女俩别出心裁。
吴川问我吃过晚饭没有。我说不饿。她说那么一顿自助餐,大概是不会饿。我想那她问我吃晚饭没有干什么呢。她把一盘自烤的通心粉放在我面前。吃不吃自便,她无所谓。通心粉是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烧茶时她已经把它热上了。我毫无胃口,做出热情让她看了出来。她说不饿就不必吃,她明天可以当午饭。我问她自己吃过晚饭没有。她叫我不必管她,她随时都吃得下去。
冷场总是发生。她不懂冷场在这样的划时代相见中不可以频繁出现,因为哪一个冷场都可能导致终结。我在一个再也救不起的冷场中站起来,说:“哎呀,得走了,不然要迟到了。”她眼里露出莫名其妙来,好像说:“并没有挽留你呀,你早就可以走的。”
“哪天我请你出去吃饭。”我走到门口时说。
吴川笑一下,说:“好啊。”她没有说:“你有空再来我这儿吧。”也没有问:“你家住在哪里?”
我又是一阵无趣。她没等我走到假花那儿就关上了门。我不会再来这里了。
风打起哨来。芝加哥一夜间变色,一派铁青,树叶落完的枝干瘦削而锋利。我的生意红火,男人们在铁青色的大都市渴望温情。最丑陋、低下的温情,一百元可以买到。吴川的手连钢琴键也不屑于摸。手得好好洗,恶狠狠地涂上洗手液搓洗,一遍、两遍、三遍。不祥的芝加哥初冬,人们都胡乱约会,只要不是独处就好。两个人打电话给我,佳士瓦和吴川。吴川只是要把我落在她家的丝巾还给我。佳士瓦说他有两张舞剧票,他的伴儿黄了,一张票多余下来。他本来准备去剧场门口卖掉它,但他不愿和一个陌生人挨着坐。我说谢谢了,很荣幸他不把我当陌生人。他说顺便一块吃晚饭。我说那就在他学校附近选一家。因为我必须从吴川那里拿回我的丝巾。
晚餐时我粉墨登场。佳士瓦把我提拔成“非陌生人”,我得领情。选了一条黑裙子。这是我第一次买不减价的衣服。没什么新鲜想法,穿黑色总混得过去。佳士瓦在门口抽烟,他又让我心动一下:抽烟的男人现在是以稀为贵。蜡烛、鲜花、音乐,餐馆里的人全是窃窃私语。今晚他想走多远?脱下大衣后,我说我一会儿要出去等一个人。他说叫那人到里面来,也一块儿喝一杯。我说:“约好在门口,只拿一件东西,她就走。”佳士瓦故作俏皮:“是‘她’,那我放心了。”
一杯酒下肚,我们放肆了不少。可以把罪责推到酒上。我站起来,向侍者要我的大衣。佳士瓦也要他的大衣,我说他何必去风里陪冻一场。他说:“是吗,在刮风?和你在一块怎么不觉得呀?”要没有酒,这种初级殷勤比较倒我胃口。我还是不要他和我一道出去,他说他得确定一下,我等的那个人的确是个“她”。我把大衣还给侍者,说:“好吧,我打电话叫她进来吧。”我们重新坐下来,都有点累。我赶紧倒酒,喝了酒不会把许多事看穿,或者看穿也不要紧。我和佳士瓦眉来眼去,脚不老实了,在桌布下碰上也不躲开。我怕什么呢?怕佳士瓦相上吴川?他比吴川大十六岁,别逗了。吴川比我优越?当然。二十一岁的白痴都比我优越,何况吴川不是白痴。我的确怕,这我得认账,我怕吴川向佳士瓦展示一个纯情、青春的我。一个二十一岁的我,没经历过遗弃,没让一大锅汤烫伤过,没有在游泳池边吸引过许多残酷的追寻目光。佳士瓦马上会比出优劣,任何男人看见了原版就不再会要残次品。我的嫉妒心毒辣起来:吴川拥有的太多了,劫走了属于我的太多了!
我拨通电话。吴川淡淡的声音出来了:“你这就出来吗?”她吃准是我打的电话,“哈啰”都免了。我告诉她,到了餐馆门口,往里走,走到右后角。她说好的。我想,佳士瓦假如对吴川显露出兴趣,我和他就从“非陌生人”降一级。这个大都市“非陌生人”是最正常普遍流行的关系,连我和吴川都是这种关系,大家余地留得大着呢,缺了谁也不会受不了。
刚放下电话,吴川已站在我面前,身上一股刺鼻的寒气,她在餐馆门口站了至少十分钟。我说:“你早来了干吗不进来?”她只是平淡地把我的丝巾放在我的椅背上,说:“不太冷。”她手在大背包里摸。我说:“把包拿下来,坐会儿,想吃点什么?”她把手从脖子后面一抽,我看见一道暗金的弧光。非常古雅的一条长纱巾,自来旧,金色很含蓄、暧昧,掺了旧旧的秋香色和锈色。变色龙似的,从哪个光调看它都让你小小地意外。
“你要吗?”吴川问我。
她的样子是随时准备我不要的。
“很漂亮!”我说。“那给你吧。”她也是漫不经心地把它往我椅背上一搭。我谢了她,她像没听见。叫她坐下吃点什么,她说她下面还有一节课,得马上回课堂去。再转过头,她小小的人儿已经给她的大背包挡住了。本想给佳士瓦和她介绍一下,她连嘴都没让我插上。
“很漂亮。”佳士瓦说。
“丝巾还是女孩?”我问。
“你妹妹和丝巾都很漂亮。”
“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妹妹?”
“到厨房里把那个意大利老厨子拉出来——他视力只有零点一,是靠手感和嗅觉烹饪——他一眼也看得出你们是姐妹俩。”佳士瓦说。
“不过我是她的下脚料做的。”
“不过我先见到你的,先入为主。”
我把丝巾拿过来。崭新的气味、质感。吴川把它随便往背包里一揉,和她乱七八糟的书、笔、绒衣塞作一团。她是真不经心,还是存心要减低送我礼物的生硬和隆重而故作不经心呢?她为了来见我,早早就跑到餐厅门口了,在冷风里站了那么久。她今天下午去了Marshfield还是Bloomingdale,花多少心思和时间选了这条长丝巾?她一定觉得我原有的那条太凑合,她认为我配更华贵的东西。黎若纳借这个二十一岁的吴川来评判我的审美格调,借吴川的手来操办我的形象设计。如此而已。不合逻辑的是她巴巴地等在餐厅门外的芝加哥寒冬。
主菜来了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从容地吃了,佳士瓦不断看表,我们因为谈到我的童年而不断停下咀嚼。我讲的是我和父亲、外婆的生活,它让我讲成了一段充满阳光的日子。所有的悲剧细节都是自我解嘲,这就是黎若纳在一次次怀孕、一次次流产,最终留住了吴川的那段岁月。我告诉佳士瓦,外婆买了五只螃蟹,也养在米缸里。米缸可以养肥螃蟹,能从头年秋天养到来年春天,这样过春节就能吃上完全不宜时的螃蟹。螃蟹全钻到了米缸底下,外婆用去手刨,手指被钳住。我解救外婆时,发现了一封封的信,大部分是给爸的,一小部分是给我的。黎若纳多的是时间,用写信消磨。
“说明你母亲还是爱你的,也爱你父亲。”佳士瓦说。
“她很滥情。反正她有的是感情,她不相信有人会不要她的感情。”
“你妹妹大概是最幸福的女孩。”
“大概。”
我们起身,佳士瓦为我穿大衣。他把新的长丝巾挂在我脖子上,他钟情于吴川的选择。一次黎若纳要从香港回来看我。十七岁的我对同病室的人说:“我妈星期五来看我。”第二个星期五,我还是坐在医院的花园里等,怕探视时间过了,黎若纳给挡在楼下。一个二十五岁的病友很久没下过床,被捆绑在大大小小橡皮管子和支架中。她鼻子插着氧气管对我笑,问我见到我妈没有。我告诉她我妈下星期五一定来,这星期她没买到从香港飞此地的机票。第三个星期五,二十五岁的女病友问香港的机票买到没有。她已经不再为我望眼欲穿,她已经在等待我的谎言破产。她是一个女军官,天天有男女老少众星捧月地围在她床边。第四个星期五,黎若纳把电话打到护士值班室,说她下星期肯定来。第五个星期四夜里,二十五岁的女病友死了。黎若纳还是没来。黎若纳造的孽可真够深重,二十五岁的一条生命都在我的等待中耗尽。谅她也没脸皮再打电话来。爸说她已到达,突然收到香港急电又返回了香港。黄疸肝炎造成轻度肝腹水的我还远远没有成为黎若纳的急事。爸从此天天下午来医院。违反医院规矩,他不管,他的探视要抵上双份。半年后,爸带着康复的我去了邮局,在隔音室里的咆哮连外面的人都听得见。他说黎若纳抛弃一个孩子一次就够了,不必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五个星期五,一个女孩经历了五次抛弃。隔音室的门开了,黎若纳要和我说话。我摇摇头。这样多累?那五个星期五,黎若纳把大家都累得够呛,把她自己也累着了。我可累不起了,连上楼梯都得爸背。隔音室的门又关了,爸还在张牙舞爪,口沫横飞。手突然停在半空中,听到那头有句令他意外的话。我没问他听到什么样的无赖借口,随黎若纳去编瞎话吧。她的借口打动了爸,她的借口一向打动爸,也只能打动他。外婆去世前,叫我把米缸里的信全烧掉。她说:“你要信了那些信上的花言巧语的话,就脱下衣服看看你身上的疤,看她怎么把你弄成了个‘花人’。”
我看着舞台上的吉赛尔幽灵,怎么会有人把忧郁和感伤用肢体表白得这样好?词语是及不上的。词语表白忧郁和伤感都那么不得体,那么矫揉造作。我的右手被试试探探地拉住了。要告诉了佳士瓦这右手的功用,他会不会还拉它?这是一只掌握着许多人糜烂享乐的手,它在操纵出一声紧一声的糜烂呻吟时只有一个热望:毁了进入到这手心里来的东西。现在佳士瓦把他的手也交了进来。我该告诉他它冷酷而凶残,只想毁掉进入它掌握的东西。任何东西。
星期六晚上,我到吴川的公寓楼下接她,我邀请她吃螃蟹大餐。到了六点,她还没下来。我把车停进附近的收费停车场,上楼去了。她在家,就是不接电话。原因是有的,一个艺术学院的男生和她在一起。螃蟹大餐有了第二个客人。餐中头上包着义和团头巾的白种男生和我谈起伊拉克战争来。他让我意外:所有艺术学院的师生都仇恨布什的保皇党,他竟然是个战争支持者。理论是这样:动不动就斩人首的民族该灭绝。戴义和团头巾的小纳粹想挑起一场论战。我可不想累着自己,说他的理论有一部分道理。他问我哪一部分。我说一大部分。他搂了吴川一下,庆贺我对他的认同。
“我很愿意和你这样的人谈话。”他说。为他的纳粹理论队伍拉到一名壮丁,他觉得今晚赏光来吃饭吃对了,“你一看就有思想,很有力量的性格。”
“你也是。”我随口胡扯。管它呢,好话便宜得很。
吴川插嘴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她用中国话问我。眼神把我弄成了家长。
“还不错。这要你自己多了解才行。”我说,“什么时候认识的?一个礼拜有没有?”我笑得很慈祥。
“我们认识有半个学期了。他是文学系的。”
我连吴川是什么系都不知道。我做了个眼色,叫她别讲汉语,让小纳粹不舒服。小纳粹看出来了,笑着说他一点也没有不舒服。他不懂我们的谈话更利于他观察人的“非语言表达”。这是文学中最精华的东西:真的表达,往往在语言之外。他为显示自己的不平淡不乏味,故作偏执。他是个很聪明的人,那份聪明得兑上水,稀释稀释,就不会很腻人了。
吴川是倾心于他的。他说她肯定不敢在眉毛上穿洞,戴上眉环。吴川说那是因为她皮肤不好,爱发炎。他说:“得了吧。”吴川说:“我们都是疤痕体质。”她指我和她。小纳粹说:“那太可惜了,不然你会蛮酷的。”
我很想跟吴川说:“别理他。多好一张脸?去捅出乱七八糟的窟窿来,疯啦?”我当然不会说,没人来问我的意见。并且现在的孩子们,只会在年长人的反对中得到激励。反对越猛烈,他们越义无反顾。
“你说呢?”吴川问我。她手上出现了一面小镜子,自己用手在眉毛上捏弄。“这里戴一个银耳环,你说怎么样?”她眼睛从镜子后面升上来,严峻地看着我。
“你不是疤痕体质了?”我半认真半玩笑。
“我不知道。妈妈说你是,所以我想我也是。”
看看,黎若纳把这个小人儿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二十一年。一块破碎,一条裂纹也没有。难怪那样心急火燎,一封信啰嗦五张纸,要我替她看管这个小人儿。要我和小纳粹这样的男生们奋战,争夺她。我那见不得的身体,那浮雕一样的疤痕。黎若纳和老花花公子吴岱野得魂也没了,把一锅烧滚的汤放在我的玩具柜沿上。爸听见一声惨号从里屋出来,他的女儿只有后背没了前胸。七岁的我成了只剥皮兔子,躺在急诊室床上,惨号把陌生人的眼泪都引了出来。黎若纳没有因为她的痛悔而收心,她还是走了。连我植皮手术的最后结果也没顾上看,就和吴岱去蜜月了。
吴川对自己的冰清玉洁、无痕无疤不耐烦了,迫不及待地催问我:“你真的认为我眉毛上戴个环好看?”我本来想说:“嘿,你别把我扯进去,我不负这个责!”可话到嘴边,成了:“也许不难看。不过得选一个合适你的耳环,特别细巧才行。”
她马上扬眉咧嘴。我从来没见她给过我这么璀璨的笑脸。我是想笼络她的心,还是不忍心违她的意,我不知道。我是讨好她为博她一个笑脸吗?我也吃不准。反正她马上把我当成死党了。不管明天怎样,今天晚上她有个死党也不错。这年头,能热闹就热闹一下,过后谁不想谁也罢。在美国谁也不愿意做强迫别人意志的人,没有“为你好”这种老掉牙的呵护。爸都不去强迫黎若纳的意志。用外婆的话说爸是个“爱憎不分明”的人。经历了黎若纳,我也懒得去爱去憎了。
吴川在隆冬里走来走去,一边眉毛剃没了,肿得粉红发亮。眉环在炎症消下去后终于出现在她脸上。必须是纯白金的。她可是个豌豆上的公主,反正老花花公子有钱。她因为我的支持而和我亲了不少。我收买人心收买得不错。无论如何,爸收买了黎若纳的心。她跟我说这世上她最爱的人是爸。无耻啊无耻。吴川的肚脐上也出现了一个环。她问我喜欢不喜欢。我喜欢不喜欢好像作数似的。既然不作数我就说:“下一个环往哪里挂?”我装得开明至极。她为讨好小纳粹把自己弄得千疮百孔。我为讨好她而放弃任何见解。佳士瓦请我和吴川去他家,见了小纳粹脸就阴了。他事后叫我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拆散他们。佳士瓦是小纳粹的教授,怀疑小纳粹和他系里不少“年轻作家”一样,无恶不作。
证实佳士瓦的话是在新年除夕。我邀了一大群人到我公寓作乐。茹比居然偷到了腊梅花。我怀疑她从林肯街的某家花店里订购的腊梅,付了惊人的价钱,偏要说是偷的。偷花多诗意,古典骑士行为。茹比和小纳粹选过同一门课,很玩得来。小纳粹马上口若悬河,和茹比陷入了“魔幻现实主义”。佳士瓦和我各自拿了酒到积了雪的晾台上。冬天是我的季节,可以迟迟不让佳士瓦剥下我的衣服,以免把他吓着。荷尔蒙会在漫长冬天中消耗或平息,大家没了激情后会美好平淡地做朋友。佳士瓦会永远看不透我,误认为我像吴川一样美好无损。
茹比以为我和佳士瓦进展迅猛,不断和我挤眉弄眼,意思是:你可真行——一夜情堕落成恋爱啦?客人们到齐了,老少参差,不过都很“波西米亚”。我成了最正统的形象。我发现佳士瓦的眼睛锋利得很。他目光的终点是走廊尽头的浴室。我看看烛光中一屋子人影,没了戴义和团头巾的和染三色金发的。我突然爱上了佳士瓦,他居然暗暗保护着吴川。
他和我目光碰上,耸了耸肩。我回头应付了一个客人的提问,回过头来看佳士瓦时,他已在浴室门口了。门突然开了,小纳粹笔直的鼻梁对着佳士瓦胡须浓密的下巴。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
小纳粹问:“干什么?”
佳士瓦说:“你在干什么?”
小纳粹说:“是我先问的。你扒在门缝上,想干什么?”
佳士瓦说:“我想干的就是想弄清你在里面干什么。”
小纳粹走出来,把浴室的门关严实。吴川给关在里面。在穿衣服?我参与进去将是什么角色?必须出一下场,算派对主持人吧。我上去,佯作半个醉汉的嬉笑:“你们干吗呀?佳士瓦,餐馆送菜来了,帮我一把。”我把右手搭在他雄厚的背上,轻浮得让佳士瓦一振:有希望了。不久他就可以消灭我和他的礼貌关系。我把佳士瓦拉走,小纳粹又进去了。我的浴室是他和吴川的野战爱巢。
“你以为他俩在做爱?”佳士瓦问,喝酒之后络腮胡子和嘴唇更是红与黑分明。
“你不让他们在这儿做他们也有地方做。这个年纪随处可做。”
“他在教唆吴川用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