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她的“你们”里包括我、黎若纳、吴岱。一想到我和黎若纳为伍，我情绪马上败坏。我告诉吴川她该好自为之，就和她道了晚安。她又回到电话上去，不一会又笑成一摊了。人家把我抬举成了“姐”，我还煞有介事了呢。黎若纳的女儿在我鼻子下吸毒，泛性，肚脐眼戴耳环。黎若纳用意原来在此，她让我帮她镇压，让我去失败，到末了无法交账。我听着关紧的门里吴川还在和电话里的小纳粹缠绵，我想，她使起性子来就不是她自己了，是黎若纳。我使起性子来，外婆根本不和我搭一句话。她说：“我理你干吗？那又不是你，是黎若纳附体了。”长大以后，一旦做错事，我就和外婆说：“别怪我啊，怪黎若纳。”黎若纳是没人能驯服的，我凭什么想驯服她女儿？

早晨我头昏脑涨地起床，到楼下拿了报纸。读完了报吴川屋里还是一片深深的睡眠，我留了张字条，说我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一盒牛奶。等我回来，吴川已走了，在我的字条上写了一行英文：抱歉，上午有约会。

没有谢谢，没有再见。她躲在卧室里，听着我刷牙、洗脸、读报、喝咖啡，等待时机溜走。她在床上支着耳朵，听电话铃，假如我和电话上的人聊起来，她可以匆匆从客厅走过，匆匆一挥手，就溜出门。她盼望佳士瓦来电话，这样就有无尽的废话可说，像她和小纳粹一样，什么也不说就能把一次通话进行一两个小时。佳士瓦来电话是她溜走的最好机会。而那万恶的电话，就是不来。她终于听到我出门、锁门的声音，去稍远的地方我才会锁门。她一个挺子打起来，穿了衣服背上行囊就出发。也许她早就把衣服穿好了，也许在行囊里看见我翻检的痕迹，恶心地一撇嘴。她出门前看一眼床头柜上的钥匙，我昨晚给她的，她笑了笑，像老鼠识破鼠夹子一样对钥匙笑。

整整一天，我丧家犬一样在购物中心晃悠。买了新年后减价的皮草、大衣、毛衣，花了近两千块。我大包小包地流浪到一个便餐馆，吃一份色拉，再去下一个便餐馆，吃一模一样的色拉。我又横遭抛弃，我那么小心，下场还是一样。我绝不会再找佳士瓦，因为会有个同样落套的结局。黎若纳一次一次地解释：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我只好瞪着她。她的抛弃过程漫长，一次一次来我和爸所居住的省城，外婆说：“让她死了这条心——她想见我们？除非伤疤长平了。”爸却偷偷地和她见面，听她睁着标致的眼睛说瞎话。爸把我从外婆那里偷出来，并不说我们去哪里，只是做鬼脸。他是一个让人心碎的可悲人物，从滥情的女人那里得到点情感渣子也是好的。黎若纳拥有十倍于正常人的情感，把它分成若干份每一份也是丰厚的，爸就这样想开了。爸觉得他得到的一份最多，还有什么可怨。爸管那种万念俱灰的心态叫“与世无争”，管他们万念俱灰的一代人叫“老知青”。爸手拉着十八岁的我去宾馆的七楼，按一下门铃，他扭头来对我胸有成竹地笑。他突然伸手把我额上几根乱发抹到头顶，再伸手把它们拉回来，匆匆摆出一个形态。门开了，门里的人看见我从爸的手里一抽手。那是一个陷阱，门里人和门外人一块为我设的。我逃不脱了，板着毫无血色的脸走进去。一个大客厅，地上摊着画、丝绸、话梅、一个男人。那男人在打电话，见有客人来也不从地上爬起来。爸说他晚上来接我。我和现在的吴川一样，拿出的姿态现在该叫酷：毫不动容，宠辱不惊。让黎若纳又是拥抱又是哽咽地去累她自己。她不管地上摊了多少东西，包括那个男人，把我拉到沙发上，说她在我这岁数没我这样秀气。她该看看她的手艺——我衬衫里那块从胸到腹的疤痕。她不管地上躺着打电话的人正说到了哪里，大声叫：“吴岱！看看，你看到少女的我了！”她的眼泪把脸上的红红蓝蓝化开了，我都害臊。

吴岱马上挂了电话，从地上爬起来：“啊呀！我好不像话，不知道贵客来了！”

老花花公子很精干，一看就是金子堆大的，也是玩大玩老的。爸这时站在公共汽车上，一手拉住扶杆，想他到底让黎若纳和我母女团圆了。老花花公子提议去吃午餐，城市唯一的上等人餐馆在外汇商场楼上。饭后黎若纳和吴岱逛着商场消食。首饰柜台前，黎若纳看到一串珍珠项链，每颗珠子都含有七彩。要外汇？要外汇。她抬头看一眼老花花公子的背影，掏出庞大的钱包。我立刻把脸掉开，一个盒子贼溜溜地塞进了我手心，我脸滚烫，说：“我不要！我要这个干吗？”黎若纳耳语说：“女孩子大了，应该戴根项链。”我还是不要，眼睛瞪着她，让她看我没有这么好收买。她眼皮上的蓝色一翻，看了吴岱的背影一眼：“快收起来，别让他看见！”她做我的主，打开我的书包，把装着珍珠的锦盒硬塞进去。我羞恼得浑身无力，她把我变成了她的私房。你以为人阔到那程度就不市侩了？你错了。可怕的是她也把我拉进了这种市侩勾当。她给我的伤害已足够，没必要再来伤害一次。这样偷鸡摸狗的母爱，比所有伤害都深，因为它含有下贱和羞侮。

我给吴川打电话。我一共才拨过三次她的电话号码，手指头已经老马识途。吴川的口气已经是个芝加哥人，不冷不热，进退两可。真为了小纳粹和我生分？原来也没熟起来。两人都没掌握好亲热的进度，太急切地要把茫茫芝加哥的两个陌生女子变成手足。她叫我“姐”口齿含混，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个称谓，已过早被她叫出口，不好收回去罢了。

我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东拉西扯。我说我在试穿新年大减价的剩余物资，问她要不要来拿几件衣服走。大减价的衣服号码不齐，让大胖子和小瘦子打扫战场。她说她功课太多，再说我的格调和她差那么远，号码合适也没用。又成了自作多情，芝加哥人最怕的一桩事。人们越来越谨慎，生怕把感情拿出来别人不要。芝加哥呼啸的冬天到处飘着没人要的感情。吴川为我买了那么一条典雅高贵的长丝巾，却要像弃物一样拿出来，还问：“你要吗？”为她自己的退路步步设防。原来她比我世故，比我明智。假如我们按那个“无所谓”的格调开展情谊，这时我不会抱着一头热的电话发呆了。吴川那边挂断很久了，现在线路上是电子合成的声音，教我如何先挂断，再如何重新拨号。她重复说：“请挂上电话。”中性的情感和情绪，最保险，最正确。那正确的声音就是吴川的延续。我赶紧挂了电话。

春节中国大使馆邀请两百多名中国人参加宴会，我得到两份请柬。吴川会和我一块去吗？我留了言。球踢在她那边了，她看着办。佳士瓦把球踢到了我这边。离宴会还有半小时，佳士瓦的球又踢过来。我脱口说：“想和我一块去赴宴吗？”“好极了，什么时候？”“半小时后。”我们约好在大使馆门口见，然后我便胡乱在脸上涂了点颜色。红灯很多，够我把睫毛液刷上，扫上眼影。停车场闹车灾，车子一寸寸往里爬，我可以刷腮红，勾唇线。堵塞继续下去，我的脸就可以化得谁也不认识了。车上了三楼，我兴致盎然地继续糟蹋自己的脸。佳士瓦果然大惊失色，问我要去哪里参加假面舞会。他的手已从裤袋里掏出雪白的手帕，递给我，表情是“请自重”。我大笑起来，说假如停车场再挤些，我就成功地把自己化成陌生人，从他眼皮下溜走。

他说：“你以为你不是陌生人？这一个多月，你我不就是陌生人吗？”

他动手来擦我眼皮上的彩虹。一个老手，很会摆布女人的脸。他把我拉到路灯下，往后退退，又上来轻轻擦几下。好了，他拉起我的右手。右手在他口袋里了，很温暖。右手最近恢复了一般的手的功用，那些老主顾订特殊服务的预约都让我回绝了。它决定洁身自好，为此刻能心安理得地给佳士瓦握？也许。大使馆门口挤了一大群中国留学生，一个红头发在人群里。我叫道：“吴川！”

她一个人，小纳粹呢？

我从佳士瓦手里挣脱，跑过马路。一辆车开过，碾在我拖在身后的阴影和魂上。我不知怎样已把吴川的手抓住，剎那间我明白了自己，为了能这样拉住她的手，我开始让我的手洁身自好。我不愿从那些不见天日的所在冒出来，面对她。我的收入急剧下降，但她使我对那污七八糟的晦暗收入恶心透顶。

“你怎么才来？”她说，分寸感、距离感都好。

“你怎么不进去？外面多冷！”我说。我眼睛不去看她的一头红发，假如她一头绿发我也绝不评说。

“我没请柬呀。”她眼睛瞥一下穿过马路的佳士瓦。

原来她在等我带她进去。她收到了我的电话留言，接收了我的邀请，早早冻在冷风里等我。我呢，身边跟了个佳士瓦。佳士瓦什么也不明白，说他打听到大使馆发出三百多张请柬，却只有两百多个座位，被堵在外面的，等于拿的是误印的请柬。他建议我们去唐人街馆子，自己款待自己一顿。

吴川不愿意去，说她重感冒还没好，这时瞌睡上来了。

“你病了？”我问。她病了，才没回我电话？病得那么重，也不耽误她变成一头红发。我说：“真要命，你该给我打个电话呀。”

“感冒又不算病。我们班上只有两个人没感冒。”她淡淡地说。赶紧把距离拉开，别让我又把挺淡雅的事情给弄俗，我只好随她去。得好好学，才做得成姐妹。我和佳士瓦不勉强她一块去吃年夜饭了，开车把她送到家，热烈告别都免了。大年三十，黎若纳心很定：她女儿一定在和我热闹。吴川的红头发闪进玻璃门里，足够孤单了，还要把自己弄成另类。

天突然发邪似的暖起来，密歇根大街上出现了穿短裤跑步的人。才不到三月。人们坐在露天餐厅、咖啡店，芝加哥人最懂开好天气的洋荤。我和吴川也坐在露天餐厅吃三明治，不知不觉话就多起来。她穿一件银色的薄羽绒背心，A/X，最流行的款式。我说她的新背心好时髦，她说也就这一件还能穿，其他的丑死了，每次寄来都白寄。

她是指黎若纳给她寄的衣服，她不当心走漏了黎若纳对她宠的程度。宠她宠成心头肉吴老少爷都拥护，用不着咬耳朵、挤眼睛，偷情一样藏藏掖掖。十八岁受她那条珍珠项链的羞辱又来了。黎若纳也许又搞了什么花样，对吴川说：“可别告诉姐姐啊，我没有给她寄。”她会自我圆场地加一句：“好多年不见她，我不知她长什么样，寄了她会不喜欢的。”随着好天气来的好心情没了。我突然问：“一九八七年十月份，你是不是病了？”

吴川想了一会，摇摇头，说：“我怎么会记得？我才三岁。”

我说黎若纳那年九月从香港飞过来，下了飞机又返回香港了。

吴川想起了。她摔了一跤，把下巴摔破了。黎若纳赶回去，是要找一位缝合技术最高的美容医生给她缝伤口。我扳过吴川的脸，让她的脸全部在阳光里，然后我抬起她的下巴。我的右手，动作像个粗人。她本来给阳光刺得眯细了眼，我这一动，她瞥我一眼。我说：“那美容医生果然技术高超，缝得影子也没有。得付一大堆票子吧？”她头一摆，下巴从我右手的掌控中出去了。她觉出什么异样，看着我。我又说：“再贵也没关系，反正有个千万富翁的爷爷。”

我知道我此刻一副市侩腔，但我没办法。一个摔破的下巴就换来黎若纳当时的十万火急。我呢？濒临死亡的女病友都为我等长了脖子，等闭了眼睛，我的一张张“病重通知单”始终不能成为黎若纳的急事。

我的市侩还在于我沉得住气。马上就和吴川说这些我不是太小气？不就显出我和她争宠？难道我稀罕黎若纳的宠？我和吴川扯到别的事上，扯到我想去她学校当合同教员，挣半份薪水。她的学校在公开招聘教现代舞的合同教师，半工。我们一个汉语、一个英语地聊着，像许多中国家长和他们的孩子。

吴川高兴了，大声说：“那我下学期选修你的课！”

“那你逃学我也给你满分。”

“我再选佳士瓦的课，也可以逃学。”

“他没我这么疼你。”

“他疼你。”

我让她逗我，我不接话，一接扯到小纳粹又不欢而散。假如我告诉吴川，新年除夕他在厨房里企图用语言揩我的油，她会醒悟的。也许不会。拿出我们这些人的是非观和他们对话，他们会像遇着了大傻瓜。

“你为什么不和佳士瓦做情人？他还是有点性感的，在你们这个年纪的人里，他就不错了。”她一本正经地说。那意思听上去是：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死活都不性感，你就将就和佳士瓦混混吧。

我突然说：“没有爱情，做什么情人？”我改口讲英语。

吴川看着我，上唇有往上跑的意思，很想给我一句：“少肉麻！我们这个年纪都去电影院听那个字眼，去肉麻一下就出来。”

“你不爱璜？”

她一看没处逃遁了，只好陪我肉麻。她说：“你为什么和佳士瓦没有爱情？”

“我不知道，好像不是老有，你和璜呢？”

她认真地看着我，能让人认真看一会儿是极不易的事。大家都像为着什么事心虚，最怕认真地脸对脸、眼对眼。

我说：“上次我太武断了，不该说璜的坏话。对不起。”

她像被刺痛一样一缩。我的“对不起”刺痛了她吗？

我多想让她明白我是为她好。她说话了，她说：“我知道啦，我没生气呀。不是在听你的话吗？”

“我比你大十几岁，事和人多经历了十几年。”我一面说一面挑自己的毛病：太婆婆妈妈，太老气横秋。可我还是蠢巴巴地把话往下说：“就是学艺术，也有很多品行好的男孩子。”

吴川不说话，看着大街上心情灿烂的人们。再婆婆妈妈下去是自找没趣，可我停不下来，讲到茹比年轻时的荒唐。现在她老说自己只有三十岁，因为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彻底虚度。人对糜烂的东西可以好奇，但不必亲自去一一经历。我知道我已经说多了，又把“姐姐”的角色当了真，并且是古板而乡里乡气的“姐姐”。吴川的沉默越来越不祥，我装着兴致勃勃地跳起来，说：“哎呀，我忘了，我得去买双鞋！陪我去吧？”

她慢慢扭回头，看我一眼，看我是不是对劲儿，情绪怎么没个上下文衔接。

她是进了商场才跟我和解的。虽然她还是一句话没有，但我知道她跟我和解了。她看我试一双双古怪离奇的鞋，明知道我不会买，却在减价货架和我之间来回跑，为我拿来更另类的鞋。全是名牌，她的名牌学问一流。

我看她终于坐下来，找乐地蹬上一双矮靴，鞋尖可以做匕首，装饰得不够正派，风尘味很浓。她穿着它们在镜子前来回走，一头披肩红发，配那样的鞋，和她非常乖的脸蛋形成怪诞的效果，但她眼里全是得意。黎若纳不给她现金，老远地买衣服寄给她，就是为了她不成为此刻的风尘女郎。她打破了一小时的沉默，向我转过脸：“可惜这双鞋没减价。”

“哇！”我是代表小纳粹给她喝彩，“你喜欢吗？”

她做着鬼脸使劲点头，一个孩子敲长辈竹杠的样子。

这正是我的目的。她果真中计，把她对一场谈话的恶感给忘了。她本质上和小纳粹是天壤之别：一个是真波西米亚，一个是让物质优越感给弄烦了，暂时的波西米亚一下。我抽出信用卡，替她买下那双艳情十足的鞋。又在化妆品柜台上，为她买了一系列口红。黎若纳的空缺，我全给补上了。黎若纳的缺席否决让吴川狂喜。

我和小纳粹看不见的争夺战就这样开始了。我花了一千多元让吴川成了一个贵族波西米亚。她挑选的东西乍看都是垃圾，但价钱是贵族的，一件看上去褴褛的仿皮外套价值八百元，反正黎若纳不给她穿什么，她此刻就买什么。她仗了我大造黎若纳的反。她把我的行为看成理解。出了商场她和我谈话的内容也变了，我成了她交换秘密的同龄心腹。她告诉我她的初恋、初夜。我故意不惊不乍，还心平气和地做些评点。她不断扬起眉毛，瞪着我，像是说：“原来你这么酷？早没暴露啊！”我说起疱疹、淋病像说扁桃体发炎和伤风。我说：“我认识的人里有百分之三十得过疱疹。芝加哥人用得疱疹作为代价，去消灭孤独。”

吴川又中计了，她说小纳粹也有疱疹。我的话证明小纳粹是对的：他也叫她不要歧视疱疹患者，因为他们在芝加哥人口众多。

我保持着镇定脸色，耸耸肩。我问她难道不怕传染，这个病很痛苦，她为了小纳粹就壮烈牺牲了卫生？我的嬉皮笑脸使她放松，告诉我小纳粹说买药很容易，网上就能买到，再说他不在传染期。我不断耸肩，表示不置可否，心里却恨不能把小纳粹给宰了。芝加哥的无头杀人案太多，死个像小纳粹这样的另类，大胖警察们顾不上管。

这个星期六是吴川最开心的一天，在芝加哥偶然发现了我这样一个密友。我把她送到公寓楼下，她眼里有那么多不舍。她忽然说：“我有很好的音乐，你要不要听？”这样她就可以哄我多陪她一会。十点多了，我陪她上楼，听她放音乐，又听她介绍音乐家。我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耳朵里还是她下午的话——小纳粹如何告诉她要亲善疱疹患者。黎若纳张开她的老母鸡翅膀，咕咕咕地护了她二十一年，然后把她给了疱疹患者去做病毒繁衍的温床。芝加哥的壮阔楼群中，有一个不设防的女孩，身上流着和我一样的血液。

吴川把我的心不在焉当成着迷，她说她就知道我会喜欢这盘音乐，她说我可以拿回家去听，这意味着她要给小纳粹打电话了。我告辞出来，一心想怎样把疱疹患者小纳粹给宰掉。

面谈很简单，就是要我比画一些现代舞蹈动作，再把表格上我填的内容核实一番。我穿了件高领紧身衫，可以把胸口上的疤痕遮掩起来。“舞蹈物理学？”面谈者讥笑地自语，“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说：“我也没听说过。我来芝加哥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座艺术学院。”面谈者马上说：“我们这所学院很有名啊！”我说：“就是啊，我孤陋寡闻呀。”就他那点薪水也要贬低贬低我的学科。

面谈结束我和佳士瓦一块吃晚饭，在走廊里看见小纳粹。我忽然问佳士瓦：“你歧视得疱疹的人吗？”

佳士瓦一愣，皱皱眉。我这人可真卫生，在吃饭时挑起这样的话题。他问：“你有疱疹？”他找到我和他若即若离的原因了。

“我有的话你歧视吗？”我问他，眼睛却在和小纳粹进行瞪视竞赛。美国人相信一男一女不能对视三十秒，否则就要出问题。小纳粹肯定以为我想和他出问题。

佳士瓦说：“你真有？”

我咬住自己的提问：“真有的话，你歧视吗？”

“现在治疱疹的药很多，已经不是不治之症了。”佳士瓦告诉我，劝慰我别绝望。

“这我明白，我不是问你有治没治。”小纳粹已给我瞪败了，我目光不是他希望的色迷迷的。他看出我的恶毒，终于耷拉下眼帘。“佳士瓦，我是问你接受疱疹患者做爱人吗？”

“你太让我冷不防了。这得给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佳士瓦说。

“你要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他抹了抹络腮胡，掩饰紧张的动作。

“在你想的时间里，我们还见面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想见面了。

“看来你是歧视的。”我笑笑，眼睛不放过他。好了，三十秒。

他说：“我不知道。你真有疱疹？”

“失望了？”

他一点胃口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