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是个宽厚公正的人，子女虽多却无偏心，他对我们每个人都倾注了自己的关怀，都倾力教育。我们小时候爸爸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多陪我们，他给我们买了很多书和各类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军棋跳棋，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棋类都有。我们都爱看书下棋，小平小波下棋很好。那时家里孩子多，还有姥姥和小姨一起住，经济并不宽裕，可为了我们的教育父亲把大部分稿费都投入其中。身教重于言教，爸爸工作学习起来近乎拼命，我们五个学习也都不差，除了姐姐是“文革”前考上清华的，我们四人都是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高校的，小平还从煤矿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的研究生，后来三个弟弟都在美国拿到硕士博士学位。

1960年中央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妈妈到广西参加整社，贯彻农业十二条；小波跟爸爸和姥姥他们住在西郊人民大学，我和姐姐在城里上学，住在教育部宿舍。一天夜里十二点，小波突然一瘸一拐来到城里，他告诉我们，他打死了邻居一只鸡，不敢回家，就一个人步行三十多里路到我们这里来了。那时他才刚上小学，也不知怎么找到的路，走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到。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我们也无法通知爸爸，谁知过了没多久爸爸也来了，当然爸爸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他发现小波失踪了，到处找也找不到，就想到了这里，真是知子莫若父。

爸爸对小波最操心的时候，大概要算小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年月了。那时候一家人骨肉分离天各一方，妈妈在安徽教育部五七干校，姐姐小芹在北京郊区农场，我在山西插队落户，小平在门头沟下矿井，爸爸是因脑血栓才得以回家养病与晨光守在北京。小波在云南得了肝炎，爸爸急得不行，一门心思要把他办出云南农场。那时军队待遇好地位高，年轻人能去当兵被认为是最好的出路。爸爸在军中有不少老朋友，但他自从52年遭迫害后，就不再与他们联系，这是因为他的自尊心，也怕连累他人。这时为了子女，他开始跟老战友们联络，他给很多人写信。那是大学毛著的年代，学《实践论》《矛盾论》正热，他让小波写读“两论”的读书笔记。小波从小爱看书，闲书为多，“正经书”不多，他明白爸爸的意图后，从云南寄回了他的读书笔记。爸爸看了说，比大学生及军中的政工干部写得好多了，有自己的思想。他骄傲地把小波的读书笔记给那些老战友寄去，说“让他们看看我儿子写的东西”，天真地以为这可以成为敲门砖。

最终小波还是办病退才回了北京。

妈妈为小波操了一辈子的心。小波生于忧患，从小就是个爱哭多病的孩子，把他养大不容易。小波初中毕业就去了云南，妈妈提着心；小波病退回京上不了户口，她悬着心急；小波去山东老家插队落户，妈妈不放心；小波从美国回国辞去公职专事写作，她又为他的生活担心。

我和小波小时候上教育部幼儿园全托，我上大班时小波上小班。大班小班同院不同屋。星期天我们被送到幼儿园，小波就开始哭，他的哭声很大，我在大班都能听见，他能连续哭好几个小时，一度哭得头上长包，在幼儿园出名。我有了孩子以后才知道，在家中受宠爱的孩子，送幼儿园特别困难，小波太依恋姥姥妈妈，不愿意去幼儿园。

小波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病退回到北京，北京却不给上户口，户口放在口袋里，他成了“黑人”。妈妈为他急得头发都白了，她特地跑了一趟老家山东牟平青虎山，还把老村长请到北京玩了几天，让小波去青虎山插队。那时我已经在烟台工作结婚。丈夫秀东和小波从见第一面就十分投缘，我们的家也成为小波的家。秀东常在星期天去青虎山看小波，那时候交通不便，他有几次是搭拖拉机去的。后来北京可以上户口了，秀东使出浑身解数帮小波把户口从公社取了出来，他才受完了“二茬罪”回了北京。秀东对小波一辈子有求必应。